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议程晚期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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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如果不关注作品的历史参照范围，就很难公正地对待“书页上的词语”。（注：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无论诉诸于什么手段的主体解放都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当阿多尔诺说出：“站在救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时，（注：阿多尔诺：《最低限度的道德》，转引自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终结了。《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只不过是阿多尔诺为即将粉墨登场的后现代剪了个彩。事实上，在它的前一年，阿尔都塞以其文集《保卫马克思》已经开始系统地收拾主体解放的意识形态呓语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进的一个新传统。差不多在同时，作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肇始者的卢卡奇也在反思如何重新“面向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多元的面孔，这种多元性在90年代甚至发展成每一个个体理论家都可能声称拥有作为个体理论家的马克思，也可以存在没有马克思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如德里达）。从思潮的角度看，如果省略去接近传统（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那一部分激进思潮，用张一兵区分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术语来命名70年代之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大致是恰当的。但是如何定义这三种思潮或给出界定这三种思潮的理论边界却是一个必须深入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安德森等人从西方地域范畴出发整合与东方（前苏东、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左而事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做法是可取的话，那么同在西方屋檐下的异质性理论认定就必须站到理论逻辑的边界上。本文拟讨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特征。

第一个明确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Marxism）这一术语的是杰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的坚持》（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London:Verso,1990.）这本书中，杰姆逊讨论了阿多尔诺和后现代的关系，他并没有简单地将阿多尔诺视为后现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而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致力于一种业已丧失了它的历史当前性的活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将阿多尔诺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我们当今需要的东西”。（注：参阅《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这里，我们遭遇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立场，即晚期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经典（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历史语境而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获得新生。这一立场在杰姆逊以及受其影响的德里克那里，也在有着独立理论来源的世界体系论者（如华勒斯坦、弗兰克等人）以及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等人那里得到极为清晰的体现。可以说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具备这样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但同时坚持马克思的可错性，即一种开放的和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事实上，这一立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并且这种继承性在其理论逻辑中也能容易地指认出来。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其它地方详细讨论。）

如果说，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能够将晚期马克思主义与已经公开站到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某些“后马克思思潮”（注：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术语，可以与英文“Post-Marxism”对应，但是“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出现较早，在它的较早使用中，如NormanGeras等实际地指称了被我们划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那一部分代表作者——欧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等人，参阅N.Geras:"Post-Marxism?",NewLeftReview,No.163,5-6/1987.而N.P.Mouzelis则用之指称更为广泛的“非演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它囊括了包括布罗代尔等在内的一大批历史学、社会学学者。参阅Post-marxismAlternatives:theConstructionofSocialorder.London:Macrnillan,1990,本文采取了与张一兵先生一致的视角。）明显地区分开来的话，那还面临一个问题：它与那些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注：这一术语与张一兵使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差异，它既包括张一兵区分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也指称90年代前苏东社会主义溃败后兴起的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又明显地区别后现代论者而自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学者，如RogerBurbach,OrlandoNunez,BorisKagarlistsky等人。参阅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London:PlutoPress,1997.pp3。）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因为，按照凯尔纳观点：只要我们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和我们直接相关的，它仍然是能够适应于今日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研究方法和一系列理论视角、概念和价值。他强调一种“重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取消了承诺、目的论和种种原教旨，它将比传统的版本更加开放、宽容、怀疑和谦虚。（注：BerndMagnusandStephenCullenbrg(eds):Whither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5.pp26.）这一立场同样也可以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

应该说，晚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规范的概念，按照一般理解，它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对本文的讨论边界有重大影响。本文将这一术语所指称的历史时段定位于70年代之后。但是这一术语本身，以及资本主义进入晚期的思想则出现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桑巴特，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也使用过。它的含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过去。曼德尔在1972年用这个术语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是在同样的含义上使用的，只不过他强调了这一术语所反映的内容应该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基础上来理解。有关这一问题本文作者将在其它地方讨论。）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之所以取用杰姆逊的描述性定义，在于1984年他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公开亮出了对后现代的批评立场。（这种立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后现代论者的理论批判，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后现代”时期定位的批判，这两个立场在大多数后现代批判理论家那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一点正是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几乎另一个共同的特征（除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后现代大师德里达外），如凯尔纳、伊格尔顿、大卫·哈维等人。正是在后现代背景下，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才充分凸现。也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与西方主流学者（包括后现代作者）在时代命名权上的竞争，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只是沿习了比利时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的做法，而大卫·哈维则提出弹性生产时代、伊格尔顿强调后资本主义、德里克命名为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是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参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虽然他们也广泛地注意当下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差异性，但是他们与后现代论者不一致的是，他们都坚持从资本逻辑分析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因此，他们在解放议程上所提出的终结方案与后现代论者明显不同。在这一意义上，晚期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议程。这样，在90年代为适应全球资本主义变化而不断进行理论提升的更具传统色彩的左派学者也可以列入这一思潮，如弗兰克、阿明等人，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在当前与前面提及的一些学者在许多重要观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设计）上都已经接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展开对晚期马克思主义具体代表人物的讨论。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多元立场的强调，即使在晚期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立场和观点完全一致的学者极为少见。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和理论的看法，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以及具体解放议程的提出，众多的理论家的讨论并不是同质的。事实上，几乎每一个被列入晚期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学者都是不同学科具有创见的人物。如杰姆逊的文学研究、伊格尔顿80年代的文化研究、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哈维在地理学中的杰出贡献等等。正是由于背景的差异，他们在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上往往大相径庭。如在诉诸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上，伊格尔顿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个个体的一摞著作，而是属于一个更广大的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注：《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119页。）显然将社会主义作了宽泛的理解，而德里克、阿明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则要狭窄许多，更接近于传统。在实现社会主义或抵制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方式上，杰姆逊、德里克等人强调“飞地抵制”，寻求一个不是资本主义的立足点，弗兰克和阿明等人也指望一个与资本主义脱钩的社会主义世界，而哈维等则强调，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现实来谈论当代社会问题，虽然它的解决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因此他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揭示出（并且应当提示）当代社会理论的特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与后现代论者对当代社会解释的竞争上。德里达则很玄乎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将之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共在的批判的“幽灵”。

正是存在着种种差异与分歧，我们可以大致地将他们归类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相近的激进的批判立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突出强调实践；无论是伊格尔顿的积极的文化研究，还是德里克的后殖民批判，都显现出较大的理论意义。另一种则是“学院化”的消极的理论，他们仅仅强调一种与资本主义不认同的“批判”精神，如德里达。由于实际的立场分歧与观点对立，在我们所指认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理论斗争，如伊格尔顿批评德里达的“投机性”与“折衷性”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演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发现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含混性，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而只是对理论旨趣或立场、观点相近的一类学者的指认，事实上，能够被列入这一标贴之下的人物，大都已经溢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释框架。1993年于加州河滨分校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国际研讨会展现了当代讨论的四个特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复数名词（即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可能性）；在复数形式上共产主义不再等于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由特定的传统和历史来历史地定位、改变和仲裁；在某种意义上，正确的“马克思”名称是完全地无法回避的。（注：BerndMagnusandStephenCullenberg(eds):Whither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5.ppx.）应该说，这四个特点都可能成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特征。正因为如此，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晚期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的解放议程，这一术语隐含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修正其时空前提的局限性以满足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条件。最后要说明的是，在使用解放议程时，我们可能将这一思潮的实际边界缩小了，因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应该包括那些虽然部分地抛弃了马克思的结论但确也内在地部分地坚持马克思的基本方法进行理论建构的那一部分学者。当然，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罗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