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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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对它的反思却日益显得必要和重要。因为，在已经成为过去的80年代和90年代，“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见，最终以出人意料的形式、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现实”。（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Verso,1990,P.5.）现实和理论的新进展，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这一历史问题上来。

必须申明，这里所说的“终结”并不首先意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的日渐消退，而是着重强调它内在固有的理论发展可能性空间的穷竭。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接着追问终结的外在标识。张一兵教授认为，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40年代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一种可以指认其理论终结的新的逻辑意向就出现了；阿多诺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这种意向的集中表现。这一观点很容易得到认同：威格史华斯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的继续，（注：RolfWiggershaus,TheFrankfurtSchool,ItsHistory,Theories,andPoliticalSignificance,trans.byMichaelRobertson,TheMTTPress,1994,p.597.）詹姆逊更是认为它们和《美学理论》“作为一个正在展现之中的体系的各部分”，“同时‘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桌边’”。（注：Jarneson,LateMarxism,p.1.）这些学者实质上都深刻触及到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理论旨趣的差异问题：所谓新的逻辑意向，确切地说，就是阿多诺的理论意向。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上述洞识，因为巴克·摩尔斯的研究已经表明：自从30年代初，在本雅明的影响下确立自己的哲学理念之后，阿多诺的思想就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否定的辩证法》不过就是阿多诺早期思想的一个丰满实现！（注：SusanBuck－Morss,TheOriginofNegativeDialectics,TheodorW.Adorno,WalterBenjamin,andtheFrankfurtInstitute,TheFreePress,1977.）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历史地谨慎地再审这一洞识，以防得出“霍克海默反对阿多诺”的草率结论。（注：SeeRobertHullot-Kentor,"BacktoAdorno",Telos,81（Fall1989）.）

虽然阿多诺的哲学理念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约10年后才确立的，但我们却要说，在思想史上，它是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并且作为一种亚逻辑潜存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中。这一点需要在西美尔、卢卡奇和本雅明的交互关系中加以澄清。

面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结构性转变，西美尔率先尝试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加以分析。他的《货币哲学》的基本意图就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下建造一层新的底楼，这样，既可保留经济生活作为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说明价值，同时又可以认识到，这些经济形式本身是具有心理学甚至形而上学前提的更深刻的价值和思潮所造成的结果。”（注：GoergSimmel,ThePhilosophyofMoney,trans,byT.BottomoreandD.Frisby,Routledge,1990,p.56.）他指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把个人高度连接起来的同时，还导致了个人生存的原子化和碎片化；具有总体性外观的强制的大众客观文化，不仅不能使个人把捉到生活的总体性，而且加剧了个人生存的悲剧感。为了解决现实和理想的这种二元对立，西美尔像康德那样转向了美学。在他看来，外部世界一切破碎的景观，都能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总体意义，艺术的功能就在于“使我们了解真实性，使我们跟它固有的以及最内在的意义关系更加密切，在外部世界冷漠的陌生背后向我们显示存在的灵性，通过这种灵性使我们接受和理解存在。”（注：齐美尔：《门与桥——齐美尔随笔集》，涯鸿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6—227页。）

青年卢卡奇思想的发展受到西美尔美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在一战期间创作的《小说理论》中，卢卡奇运用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同时进行了反资本主义的改造。他肯定，文学形式的转换具有内在的历史哲学基础，但文学形式不是机械地反映而是这种基础积极的自我表现；小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通过反讽，它将能够把握先于它而存在的“真实的创造总体性的客观性”。（注：Lukacs,TheTheoryoftheNovel,trans.A.Bostock,TheMerlinPress,1971,p.93.）除了社会存在的整体之外，卢卡奇还赋予总体性以救世主义的伦理内涵；虽然当时它并没有清晰地指向社会主义，但它的目的无疑是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之后，卢卡奇搁置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直接投身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以寻求改造世界的现实道路，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整合了自己以往的复杂思想历程，写下了具有多重理论可能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与现实的革命活动始终保持距离的本雅明，拓展了《小说理论》的研究，力图重新建立文学、哲学、语言、历史和政治以及经济的关系。他于1925年撰写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被认为是继《小说理论》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评最重要的背景文献。在这里，本雅明较卢卡奇更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反讽问题，确立了反讽的哲学基础和历史性质。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本雅明认识到，反讽将是对魏玛德国的衰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没落的感受和认识的最好方式；巴洛克犹如当下的镜子，只有在破碎的、衰亡的、废墟的图象的自然中，反讽的寓言诗才能撕裂卢卡奇所说“第二自然”同一性的铁幕，“看到外界的无常，只是在这里，这些同时代的冷漠叙述才承认历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注：WalterBenjamin,TheOriginofGermanTragicDrama,trans.JohnOsborne,NLRPress,1977,p.179.）本雅明使同样具有文化精英情绪的阿多诺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共鸣，他在30年代初的两篇哲学论文即《哲学的现实性》（1931年）和《自然历史观念》（1932年），实际就是对本雅明这一学说的系统论证。

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出发，阿多诺指出：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已经“石化”为“第二自然”，从中不能找寻出任何意义；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当代哲学努力，都试图把捉真实的历史存在，然而却都最终回到古典唯心主义之中，因为“没有证明理性能在现实中重新发现自身，它的规则和形势把每一个要求都限定给理性；理性只是强辩地向认识者呈现自身就是总体现实，同时，它只准备在踪迹和废墟中遭遇合乎标准的、应当如此的现实。今天，如此呈现为现实的哲学只是遮蔽了现实，并把它的现存条件永恒化了”；（注：Adorno,"TheActualityofPhilosothy"（1931）,Telos,31（Spring1977）,p.120.）以“自然历史”观念为基础的新哲学将是惟一真正革命的哲学，在卢卡奇阐释了历史的事物向着自然的再转变之后，它将显现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自然本身被视为转瞬即逝的自然、被看作历史”。（注：Adorno,"TheIdeaofNaturalHistory"（1932）,Telos,60（Summer1984）,p.19.）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预览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非同一性的渴求，初次遭遇《否定的辩证法》中部分内容，还可发现阿多诺对《否定的辩证法》文体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申明，并由此理解他后期坚持以文学艺术为手段抗拒现实的理论动机。

在事实上，与现实始终有所隔膜的阿多诺，一直都为资本主义上一次“结构性”变态所导致的文化分裂及其后果所困忧；而且，由于其“力场”中存在着的达官贵人文化保守主义因素的作用，他终身都未能祛除那种一战前德国知识分子通常具有的怀旧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由资本的逻辑所构筑的同一性牢笼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完成了自我复制，除了乌托邦的美学救赎之外，其他一切都将只是与现实的共谋。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使得阿多诺长期游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研究所”之外，尽管他与霍克海默一直保持着良好友谊。与阿多诺不同，卢卡奇乐观地认为现实发展将能够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但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未能彻底克服那种与阿多诺本质上一致的伦理乌托邦救世主义情结。这一点在其中的总体性概念上有明确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阿多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中的一条亚逻辑。

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促进历史发展的革命化，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主导逻辑。霍克海默30年代的批判理论本质上是沿着这一逻辑往下说的，只不过在卢卡奇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迫切性的地方，他合乎逻辑地指出斗争同样存在于哲学、文化等更加抽象的领域之中。也正出于这种立场的一致性，我们看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才会搁置他与霍克海默之间并不十分和谐的关系问题，于1935年加入研究所，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文章。不过，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同一化进程却不断地在侵蚀这一逻辑的现实政治基础。1939年苏联和法西斯德国和平协定的签定，最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自己意图的荒诞性。理论根本就是在与现实共谋！这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方向发展。这恰恰是阿多诺的方向！是年，阿多诺正式加入研究所。

作为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文献，在《启蒙辩证法》中，虽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阿多诺的逻辑，但历史地看，还是霍克海默的批判思路规定了整个著作的基调。我们不能因为《否定的辩证法》而否认这一点。阿多诺代表着《启蒙辩证法》之后的批判理论的方向，而他1966年完成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标志着《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可能性空间的最终实现，无论后来的学生运动发生与否、成败如何，作为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此终结了。

正如杰姆逊所看到的那样，阿多诺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阿多诺对后现代的开启是超越时空地“剪贴”在一起的。因为所谓后现代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资本主义新近一次结构性变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以快感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悲剧。拒绝与自己实际生存时代和解的阿多诺，一方面以其碎片化文体开启了所谓后现代，另一方面则以其对文化工业——实证主义（后现代）的先行批判，拒绝了后现代。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杰姆逊论述了“后现代时期中的阿多诺”，尤其是他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他自己建构时代的精神旨趣中，完全过时的垄断资本的学说，在我们自己（关于现时代——引者加）的表象缺席的情况下，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表象，因为它激励他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最深入细致的探讨，少了些偏执，多了几分效率，仍然可以为那些因当前无中心的状况而萎靡不振的人们树立榜样”。（注：Jameson,LateMarxism,p.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