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两条不同理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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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下两点原因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思潮具备了生长的土壤：一、抽象的理性主义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失去了理论的光辉。思辩的精神理性显然已经无法面对冷酷的战争现实对这种理性所发出的质问，而在一个绝望的时代仍旧简单的要求人们不要绝望的存在理性也显得不切实际。人们不再相信理性，而是生长出了一种对严肃的、严格的方法论的渴求。二、这一时期各种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开始兴起，并构成了对传统的思辨性的方法论的有效冲击。在这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哲学也开始走向对一种科学性的追求。当然，思想文化的氛围只有通过具体的哲学家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哲学学说，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又会渗透进各个具体的哲学家的审视角度以及具体的文化背景。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条理论线索是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科莱蒂曾说过，德拉·沃尔佩是一个旧传统中的学者，他相信理论工作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分离。事实的确如此，德拉·沃尔佩自政治仕途受挫之后便完全投入了哲学研究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理论内容来看，他也的确越来越把理论活动看成是与现实政治活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学派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与现实政治实践相脱离的理论研究使德拉·沃尔佩立足于经验的事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特性，这又跟他早年的休谟研究挂起钩来。在德拉·沃来佩的理论中，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批判了黑格尔先验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他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定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其原因正在于此。尽管实际上德拉·沃尔佩也认识到了马克思对待“具体”的方法既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静止分析，也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实证，他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方法论层面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马克思的从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过程是一种历史的抽象，（注：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但由于他的整个理论侧重点只在于强调马克思方法论的注重经验事实的唯物主义的一面，而不在于深入地挖掘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深层本质，因此，在谈到劳动的历史性抽象的问题时，德拉·沃尔佩并没有因此而深入地分析这种历史性抽象后面所蕴含着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只是停留在对这种历史连续性事实的认可。他的这种思想及其内含的理论缺陷与英国经验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经验主义思维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经验事实的重要性，而不对经验事实之间的发展环节作内在的、本质层面上的研究，只停留于对一种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连续性的认可。

德拉·沃尔佩把他的“科学辩证法”定位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他试图在先验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之上建构起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即我们一般指称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此来达到既超越葛兰西，又超越斯大林主义哲学模式的目的。但他的问题在于，他的理论立足点束缚了其庞大的理论努力的实现。仅仅立足于经验的事实，即使你把理论思路拓展到再深的层次，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只有真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达成的上述目标。德拉·沃尔佩理论的这一局限性也体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论述之中。他试图要阐明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科学辩证法”的论述只要直接面对这一具体的事实本身就可以了。在他看来这是“科学辩证法”与资产阶级先验唯心主义从超越于现实之外的普遍性规范出发的方法论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德拉·沃尔佩却不得不经常跃出具体、特殊的层面，把从“社会的需要”角度重新理解了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自己政治论述的“具体”。在这一“重新理解”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原来的“具体”以外的东西。德拉·沃尔佩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使他在很多问题上无法把观点说清楚。譬如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说明上，他无法清楚地指出，马克思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蒸发”过程与17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之间的重要区别，致使他把马克思在此著作中的科学方法论视为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循环过程。很显然，德拉·沃尔佩在抛弃思辩理性主义的同时把理性（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也一起抛弃了。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理论线索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哲学观点的准确把握决非易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他的理论文本的完整掌握。在我看来，阿尔都塞与德拉·沃尔佩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阿尔都塞超越了德拉·沃尔佩的传统认识论的理论层面，在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展开了自己的思想演绎。

阿尔都塞出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如果说这种“殖民地情结”与他后来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还显得较遥远（西方的确有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很重要的联系的）的话，那么，二战期间的集中营经历显然对他后来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战后，法国共产党在本国的地位和影响没有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的影响那么大，德拉·沃尔佩始终立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展开他的理论思路，这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而阿尔都塞在战后则经历了一个从天主教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缓慢转变过程。阿尔都塞并不像德拉·沃尔佩一样在战后马上就转入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证明，他是在已经形成了对一个非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论思路之后再转入对马克思哲学的辩护的，这是导致他在一个与别人有很大差异的理论层面来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演绎的重要根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阿尔都塞在战后的两三年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当时“迷惘的一代”的内心空乏问题。与他在集中营的痛苦经历相联系，面对刚刚结束二战又马上被强行拖入“冷战”，同时又面临着核战争的毁灭性威胁的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阿尔都塞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是当时流行的宗教观点，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要说有无产阶级的话，那么，应该说整个人类都是应该被拯救的无产阶级，阿尔都塞独创了一个词：“人类·无产阶级”，（注：阿尔都塞：“庄重情感的国际性”，见《黑格尔的幽灵：阿尔都塞早期文集》，（英文版），伦敦，1997年版，第23页。）他把当时人们的内心空乏称之为“人类·无产阶级的恐惧”。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没有找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没有找准真正的理论客体。而当时流行的越来越世俗化的宗教观点也不行，因为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他们所谈论的那些具体的恐惧其实并不是对于他们的未来命运来说的真正的恐惧，因此，要想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凭着这些世俗化了的宗教同样是不行的。怎么解决呢？阿尔都塞为此有一段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并被其深深吸引的时期。在他看来，宗教要想真正有用必须要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在一种过程中逐渐地显现出来，在宗教内涵的这种逐渐显现（而不是世俗化宗教的那种直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困惑）过程中，人们内心深处的空乏才能跟着显现出来并最终得到彻底解决。阿尔都塞是战后法国“行动的天主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他看来，人类内心的空乏最终还是靠神来解决。那种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的观点显然没有找准真正的理论主体。阿尔都塞后来的独特认识论格局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初显端倪了。

1948年，阿尔都塞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是一个从天主教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阿尔都塞放弃了原来的理论主题。事实上，这一转变的本质是，阿尔都塞在写作其重要论文《黑格尔思想的内涵》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之所以停留在精神的层面来展开他的哲学论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黑格尔的时代没有给他提供别的实现人类解决的可能性。黑格尔是用自己的理论活动应验了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即哲学家只能提出和解决他那个时代所能提出的任务。而如果现实的时代提供了别的实现人类解决的可能性呢？难道理论还只能停留在精神运作的层面吗？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使阿尔都塞认识到，现实的无产阶级（当时主要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正在做的事情正是原来指望“行动的天主教”运动所要完成的事情。不过，与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相脱离的事实相呼应，作为知识分子的阿尔都塞认为，工人阶级本身是不知道他们正在履行的神圣使命的。只有通过“科学”的“理论”活动，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内涵才能显现出来。因此，“理论”（阿尔都塞是用这一概念来代替原来意义上的“哲学”的）的任务就在于深刻地揭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别。

阿尔都塞在1953年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就已经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60年代上半叶，法国共产党的思想界中开始掀起一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思潮。正像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他1965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是当时意识形态纷争的结果。这话一点不错。从5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思想出发，再介入关于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必然是我们在上述两部著作中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在这两部著作中，阿尔都塞的确从别人那里借用了不少新的概念，但以我之见，这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阿尔都塞直接把别人的观点，特别是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嫁接到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主题上的结果。我认为，阿尔都塞借用这些新的概念只是更好地组织起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已。

阿尔都塞转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目的并不在于像德拉·沃尔佩一样直接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本身，而只是在于研究马克思在“理论实践”上的“理论”，也就是说，研究马克思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剥开“意识形态”的迷雾的。阿尔都塞在使用诸如“科学”、“理论”、“认识论”、“意识形态”等概念时都是站在与其它马克思研究者不同的层次上的。阿尔都塞是一台“思想的机器”。可当这台“机器”在70年代末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转变发现自己的“科学”原来也是有“意识形态”性的时候，他便垮掉了。尽管如此，由他所倡导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却已经以其独特的内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