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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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它并非是指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而仅仅是表征着这样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本世纪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挫折后，一些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抛弃那种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积极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能动作用，这首先是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一种理论反叛；特别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后，这种强调主体性的哲学理论倾向在30年代突现为一种以新人本主义为本质的文化哲学；而在面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诸种波折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思潮在理论上加强了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融合”，一方面在其自身逻辑中建构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另一方面开始全面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企图寻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新道路”。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地域上的含义，但并不归结为一种地域性的表征。因为它不完全包括西方世界中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学派（例如“欧洲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对象，并不一定赞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那种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所谓“另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社会思潮。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作为有着内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多元化哲学思潮，但我们透过纷乱杂多的理论表象，还是可以把握其一般理论特点的。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但仍然自我标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为形式特征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一般而论，它的生存一般都是靠将自己维系在某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上得以存在和发展，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波动而沉浮，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强的变异性和浮动性。

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可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理论思想准备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自资本主义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新的自然科学总体革命的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这样几件事件：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不久，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内部首开“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先例；第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占统治地位的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西方遭到挫折，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人开始探索另一条“适应西欧的革命道路”；第四，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烈争论。这些重要的社会历史的理论背景都促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如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研究，卢森堡对西方革命道路和民主政权建设问题的研究等，这些都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种“启示”。

2、形成基本哲学出发点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柯尔施等人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以他们独特的哲学理论思考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不发达地区，依靠革命阶级的主体力量取得革命成功”）使主体意志问题成为最初理论倾向；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发展虽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但并不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都以同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的辩证法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成为一种线性的描述，而是“应该”强调“总体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寻求所谓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思想逻辑。

3、形成哲学本质特征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的新的科学进展造成了经典科学框架理想化特征的幻灭，科学认识表现出强烈的“人的主体性”，随后又有了弗洛伊德等人对人性内在的心理解析，其结果是传统的哲学理性为个性的非理性确证所取代；法西斯主义是反人类的，战争对人类整体的危害，人性和个体生存的主体性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方面之一，此时，新人本主义哲学被突现了（与实证主义思潮相比，新人本主义更接近现实生活）。人本主义的主题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是以“（青年）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为中介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原来那种需要无数中介才能达到的主体性，现在直接以自己“人”的形象出现了。在这面以人本主义为哲学本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是第二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代表人物，如布洛赫、早期马尔库塞、早期弗罗姆、列斐伏尔、晚期萨特等。

4、哲学思潮内部矛盾的激烈冲突和转向时期（20世纪60年至70年代）。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暂时的稳定发展阶段；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相继出现了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这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此时，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本主义在所谓“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风潮里一度大浮大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又出现了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这是一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深层哲学逻辑中的历史反拨。而在六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所谓“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后工业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即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即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60年代末以法国“五月风暴”开始的左派学生、工人运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欣狂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坠入一种新的理论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