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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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8—0037—07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保持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又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转换其研究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学科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转换其研究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说史变迁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本文将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其研究视角也随着该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发展、完成到1830年开始瓦解，在这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一是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威廉·配第尝试用培根成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发掘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继承综合先人的观点，坚持自然秩序论，反对“人为秩序”，这意味着他们已了解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研究客观规律的任务。二是在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而且有很大发展，于是，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亚当·斯密的学说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其代表作《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经济学完成阶段，李嘉图面对当时英国社会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矛盾，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阐述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企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来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卫资本家的利益。

1830年，古典经济学开始瓦解。马克思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解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前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其代表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描述经济现象、阐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为己任。

从1830年至今为止的170余年时间里，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几乎每50年转变一次，至今为止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由约翰·穆勒于19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虽然较为激烈，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在维护“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试图改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主要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途径，以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第二次转变是由马歇尔于19世纪90年代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使得资产阶级思想领域不得不转移研究视角，即从调和矛盾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集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马歇尔一方面将经济学体系建立在心理因素和数量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将研究内容由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移到消费、需求和效用。第三次转变是由保罗·萨缪尔森于20世纪40年代末综合完成的。他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弥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西方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转换的方向是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与统计定量”。（洪银兴：《现代经济学》，2版，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也经历了三次发展：一是列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二是斯大林依据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三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尚未真正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但还存在着不成熟性。

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在“苏联范式”影响下导致的政策代替理论、理论滞后于实践两个缺陷外，还有两个缺陷：

一是忽视不同背景下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它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根据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劳动经济这一背景下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结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教条。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根据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技术经济、资本经济目前则以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内容在内的新经济为基本分析背景。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必须研究其对我国经济实践的适用性问题。

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重于规律实现过程或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前一阶段是革命，后一阶段是建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要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一规律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从近期来看，我们应该把这一规律在实现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革命”的角度说，我们既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要分析其经济运行关系的调整及其对经济制度层次上的矛盾的缓和作用；就“革命”与“建设”两者关系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现行政治经济学未能走出对“长期规律”分析重于对“实现过程”分析、对“革命”的研究重于对“建设”的研究的圈子，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化建设的气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所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回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深切感到转换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准则

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就国际范围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的挑战；在国内，面临着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转变形式，即主要由政治或军事手段转为经济形式，实施所谓的“和平演变”、“经济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失去发言权，就会失去竞争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这一角度或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内容。

为了找到重构的路径，防止理论上陷入误区，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不变”与“变”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和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改变。“没有必要改变”，是因为生产关系值得研究，“不应该改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指明前进的道路并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在已经进行的三次研究视角转换中，也是“变”与“不变”相结合的。从1830年古典经济学中非科学的成分被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发展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近170年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坚持以论证、补充或完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中心，以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理想社会为目的这个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在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和机理。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变动最大的第三次视角转换中，萨缪尔森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是同一理论体系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情况。这样，既维护了斯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又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所以，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第二，“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正确认识三个层次的“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一是从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态势看，“斗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而“建设”和“发展”是“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行建设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取胜。二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产生、发民过程来看，“斗争”和“建设”一样，是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两个过程或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后，应该转为“建设”阶段，“建设”是共产党人为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展开的与物质世界的“斗争”。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角度看，“斗争”和“建设”是社会面临的矛盾形式。目前，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即主要矛盾是“建设”，“斗争”则是次要矛盾。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由“斗争”转为“建设”和“发展”，包含上述有关“斗争”与“建设”的三个层次的含义，而不是否定“斗争”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变迁的。在穆勒进行第一次转换时，虽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试图寻找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方式。马克思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并批评穆勒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一切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到马歇尔进行第二次转换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不得不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第二次转换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而其内部经济运行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第三次转换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转换主要是围绕其经济理论本身的修补、完善而展开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转换经济学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三，经济的本质关系与现象的关系。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的本质关系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两者截然分开，似乎经济本质关系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只能由西方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把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作为既定前提和目标就反映了其倾向性，说明它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忽视经济关系。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密切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它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参见高鸿业等：《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另一方面，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成果得到承认的事实表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一种“回归”研究经济关系的趋向，尽管它们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表层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看，经济关系研究与经济现象研究也是相互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卷中所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本质，而在第三卷中“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中，我们不应回避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且，根据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关系的实现加强对社会主义各种经济现象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由封闭走向开放，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现象研究的有用成果。这正如西方学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方法、经济范畴甚至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分析一样，对理论的发展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第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而不是研究经济政策。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政策并供政府决策部门和相关经济主体选择，是经济学“致用性”的具体含义。所以，要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作为“政策解释学”的形象，必须调整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次序，即由“用理论去解释政策”转换为“由理论推导出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路径初探

从“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由于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还需要人们去认识、摸索，总结其规律，需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这一工程需要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在此只能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路径提出若干设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首先必须在研究体系上突破目前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二分天下”的框架，将其“合二为一”，建立由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和经济运行关系等三个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

“二分天下”体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一般的有姓“资”姓“社”之嫌，也不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问题，而是在强调对立的同时，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作为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内部并存等情况下内在的经济联系，从而不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利用经济规律。

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是能够成立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思想，生产关系从横向来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从纵向看，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属性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私有制度、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这可称为经济制度关系；有在经济制度关系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关系，或以各种形式外化或反映经济制度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财产资本（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股份资本（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经济形式的安排与工厂监管制度、市场自发调节等管理体制，这属于次一级的关系，可称为经济体制关系；有属于一般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关系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在“合二为一”的新体系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并且更趋完善。一方面，静态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关系一般和比较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始终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主线，并通过这一人类社会共同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贯穿起来，即在经济制度关系层次上，按照经济制度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共同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进行经济分析；在经济体制层次上，按照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关系也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共同规律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展开经济研究；在经济运行层次上，分析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的微观与宏观、封闭条件下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理。

按照“合二为一”体系的研究主线和思路，还需要更新其研究内容。

一是在经济制度层次上，实现由为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关系向为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转换，重视经济制度关系的现实基础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还不雄厚，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关系，是为了探索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途径，强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人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

为此，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方面要静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一般，动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演变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交替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在经济基础薄弱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效率区间、矛盾及其解决；考察公有制度的本质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途径；探索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现实路径，等等。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在生产力不发达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还带有“旧社会烙印”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的研究。在传统的经济研究中，我们不承认或忽略公有制在实践中面对人们的“私”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矛盾，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的确，所有制关系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实现由“私”向“公”的转变，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可能同步实现转变。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的存在，经济学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是研究两者的关系，找到“公”与“私”的协调机制，规范“私”的实现机制和实现次序，并引导其为实现“公”的本质要求服务。

二是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上，实现由“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分析结合”的转换。这里所说的“内”和“外”，是就生产关系系统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的。传统的经济分析主要是就体制论体制的。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体制内、外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指：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内部，在静态研究经济体制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作用区间和实现机制，动态研究其运动规律的同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为考察对象，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如市场有组织和市场信息不完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制度建设理论等）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探索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服务。二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考察对象，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改革前后）和横向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探索社会主义的目标体制模式和现阶段促进体制转型的成本、路径、次序和相关制度安排。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外部，主要研究：（1）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制度关系（第一层次的生产关系）变迁的效应。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制度关系的影响，这是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非常薄弱的环节。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到列宁时代的国家部分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规律如何？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一体制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过程。（2）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运行关系（第三层次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关系和体制关系约束下运行的，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关系下，经济体制关系不同，经济主体的目标、行为选择从而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经济运行一般，更要研究经济制度、体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态、政策及其效果。

三是在经济运行关系层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理论研究上的“开放”。在经济运行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性，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我所用。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利用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的人类文明成果。

第二，经济运行分析方法上的“开放”。我们必须从追求自圆其说的分析方法转向现代经济学的次序分析，它是一种根据不同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相应政策、措施，并在比较分析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与效应的基础上决定其推进次序的方法。

第三，经济运行体系内部三个层次间的“开放”。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上文说过，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主题就是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用微观经济行为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裂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二是在对外经济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加强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研究，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影响；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负效应，等等。

改革是必然的，但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然而，只要我们改革并不断地发现、修正改革过程中的错误，改革就会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也是如此。

［收稿日期］2000—05—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23、24、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2、1974.

［2］洪银兴.现代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高鸿业等.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