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人道主义列宁当年由否定市场经济而否定人道主义理论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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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道主义是适应于市场交易和商品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列宁也是否定市场经济并力主计划经济的，于是，当他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时，也把人道主义看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当他把当代市场经济即股份制大公司看成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时，也把当代人权视作资产阶级专利品。这是列宁的两大理论失误。问题是，作为生活在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积淀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列宁又不时地以人道主义和人权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因而，列宁在人道主义上又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论述。这是列宁的第三个失误。列宁的失误也说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笼统否定和批判人道主义。

【关键词】列宁/市场经济/人道主义

【正文】

在反右斗争和“”中，“人道主义”和“人权”都是可怕的字眼。事实上，和最初也都是通过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权（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而“发家”的。打倒“”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又一度成为重大的政治—理论争论，周扬老前辈因此含恨离开人间。时至今日，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歧见纷呈，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定性而一概否定和批判人道主义的论者至今并未绝迹。

显然，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至今仍是当代中国论界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经济上融入全球化浪潮时绕不开的“理论险滩”。笔者在《人道悖歌》（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曾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道主义和人权是适应于市场交易和商品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不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权。由此出发，本文将进一步回视列宁在搞“新经济政策”前由否定市场经济而一般否定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往史。列宁的理论教训将作为我们今天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权的一个镜鉴，提醒人们不要再“走老路”。

列宁的失误之一：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工农应当“不平等”

（一）列宁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也否定人道主义的思路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列宁，一直把社会主义对立于市场经济。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9页。）；“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0页。）。在1918年夏到1921年春，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直接合二为一。这种“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理论和举动，显然和苏维埃国家走向有序发展并争得繁荣背道而驰，因而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有鉴于此，列宁被迫宣布：“我们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页。）尽管如此，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执行时期，始终存在着关于努力“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上，产生了列宁对人道主义的又一次“反击”。本文的以下论述，将主要在这种背景上展开。

我注意到，与中国当代笼统反对和否定人道主义的论者不同，列宁当年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却出发于唯物史观关于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早在青年时代，列宁便正确地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反对人们对“自由”和“平等”之类的人道主义口号进行“抽象理解”，而要求人们首先把这些抽象概念还原为经济事实，在经济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理解和评价它们。据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这一科学认识，贯彻在列宁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字中，构成了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最主要的理论前提。例如，十月革命后，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列宁又多次重申：“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之流的庸人，揭露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343页。）；“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是“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注：《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页。）；“平等思想”“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等等。在这里，列宁确确实实和马、恩一样，是把人道主义科学地看作产生于商品经济土壤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定，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很显然，当列宁重申人道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念上层建筑的观点时，他确乎在重申唯物史观创始人的科学见解。

由上述正确的第一步，迈向了包含错误的第二步，这是列宁的理论悲剧。这个第二步，根源于社会主义对立于商品经济因而也对立于商品经济观念形态的思路。这是本文所讲的列宁一系列失误的根本点所在。在作为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7月31日）以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等文论中，此种偏颇是到处可见的，无须讳言。

例如，列宁曾说：在被压迫劳动阶级“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316页。）。当谈及等价交换产生的平等观念的时候，列宁又说：“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因之，平等口号也应被否定。（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1页。）列宁多次强调，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的口号来欺骗自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等等。在列宁的这种批判中，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对头。

（二）列宁从坚持社会主义“消灭”商品平等交易到提出工农“不平等”的口号

“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在战争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战后的推行，就势必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因为，它实际是剥夺农民的一种形式：它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可是，当时的列宁不是这样看问题。他把要求等价交换的农民看成“投机者”，严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平等的一切呼声，并进而以工农“不平等”的口号与之相抗衡。

列宁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农民“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货币”，因此，“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出卖粮食，出卖必需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二，“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列宁举例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无条件地必须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第三，“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要不然就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四，“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认为，许以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4页。），许以自由就是许以“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发财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第五，“工农不平等”的口号，“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生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应当坚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等等。在这条清晰的思路中，贯穿着一条“消灭”大商品生产也消灭小商品生产的主线。在列宁当时的思维中，对人道主义各原则的否定，包括对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那种人道要求的否定，实际上，均是作为他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而存在的。批判人道主义，是为了“消灭”商品经济；要“消灭”商品经济，就必须花大功夫批判人道主义，其中包括批判产生于不同的商品经济形态之上的不同的人道主义。

当然，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充分证明列宁并不是僵定的“反商”派。他是服从实践和真理的。假以天年，他会从理论上的“反商”而成为市场经济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人道主义的拥护者和坚定的宣传者。

列宁的失误之二：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庸俗化

（一）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表现之一：市场经济及人道主义均属资本主义

把资本主义看作市场经济的最高和最后发展阶段，进而把当时一切市场经济发展都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表现形态，并因此而把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论断奉为不可移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直至“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列宁的一贯看法。这一看法构成了他对人道主义进行绝对化阶级分析的基本理论依据。

早在20岁的时候，列宁便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书中，把“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题，称为普遍适用的“原理”（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4页。）。他解释道，“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商品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二）人的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形式”——这便“是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很明显，在这种理解中，市场经济便是资本主义。照此推论，作为商品经济观念上层建筑的“自由”、“平等”思想，其最终的指向，都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年轻的列宁认定，“‘平等’在生活中体现为‘自由劳动’和把劳动卖给资本”（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页。），在自由平等理论掩盖着的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制度”（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自由平等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别名。在这里，列宁的看法与今日实践的差距确实不小：

第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作为市场经济之反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列宁把市场经济看成资本主义，不对。

第二，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有效地组织生产并使社会向“有序化”发展的一种超越自然经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摸索形成的。其中，作为通则的等价交换原则和自由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解决人类劳力和资源配置合理化以求人类生存发展的行为规范。可以设想，这两者的萌芽、产生和发展，不知耗去了我们祖先的多少心血和智慧，才达到如今这样深入人类心灵深处的地步。以这两个行为规范为根据的平等自由思想，从它产生之日起，显然首先是为人类劳力及资源的合理配置起思想保证作用的，并在悠悠岁月中作为人们一种生存发展的潜意识被积淀在心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因之，它也是人类生命现象和发展潜能的一种反映，具有十分明显的全人类性。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自由平等思想又被染上了阶级色彩。综合起来看，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全人类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体。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也并不等于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被它规范者，除了资产阶级外，也还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它不仅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服务，而且也为全社会劳力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因此，列宁仅仅从阶级性上理解它，并判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显然是对其阶级性绝对化的结果。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产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时间上大体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重合。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凡是产生和发展着市场经济的时代、民族和地域，必定产生和发展着关于平等、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的不同口号、观念、理想、学说以及理论体系。这种观念形态，从零散幼稚到体系完备，由萌芽状态到成熟可行，在反复斗争中曲折延续，在世代更迭中充实完善，虽然一方面带有阶级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有序化”目标。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理想化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是十分贴切的。它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理想指向，不是其中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垄断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市场初次成为统治社会的经济形式，因之，这一理想便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口与笔，以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人的价值”等要求为主体的人道主义理论体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并传遍全球。这种表现，当然不可能不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烙印，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曾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资产阶级剥削的“遮羞布”；但另一方面，这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发展阶梯上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表现。显然，列宁的阶级分析有片面性。

（二）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又一表现：离开人道主义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而只从阶级斗争角度思考人道主义问题

也许是由于十月革命之后所展开的那些残酷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搏斗对列宁的刺激分外强烈的原因，这时，列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和早年相比，有一个很鲜明的新特点，便是反复强调只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超阶级”往往成了他宣判对方荒谬性的主要理论判据。

——青年列宁说：“《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经济”；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辞句，这些辞句迷惑了各国的市侩和庸人，迷惑了现在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的英雄们。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日常的问题提法来和这种堂皇的人权宣言相对立”，“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像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话说得是够绝对的了。当然，其中不乏政治上的合理性：当时，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叛徒们，确实在人道主义口号之下干尽了反人道主义的勾当，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应当予以坚决揭露。不过，在理论层面上，对问题的表述不能被如此推向极端，似乎思考人道主义问题，只能有一个尺度即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尺度，便只能是谬误。事情并非如此。按照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从理论上阐述人道主义问题时，首先应当解决的大问题不是这种“阶级分析”，而是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把人道主义如实地视作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确定其首要的社会功能是从价值观念上保障商品流通及生产，从而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力。在这种科学抽象的前提下，才能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程序，达到阶级分析。列宁的前述论说，在理论上导向对科学抽象的一概否定，导向对人道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绝对化操作，当然有片面性。

只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视角回顾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列宁的批判借以展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在列宁看来，第一，“消灭封建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制度原则，在全世界历史上占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全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须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4页。）在这种历史解释中，人道主义作为商品经济替代自然经济的“思想润滑剂”的功能被完全淡化了，这种替代完全被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掩盖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引出了不少弊病。第二，“‘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页。）；“农奴制时代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页。）在这种解释中，一部人道主义历史，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和反对地主的历史；人道主义的其他各种经济的、时代的和民族的斑斓色彩，均被简化了。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同样古老，因而，人道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口号的历史，大体也与人类文明史同样“高寿”；由于商品经济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已经或必须使用的经济方式，故人道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口号，便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和理论特色，被一再重申着。其中包括，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勃兴中，就曾出现的儒家的“仁道”主义；这种“仁道”主义，实际上便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东方古典人道主义。它成为中华民族富有人道主义传统的一大确证，也是“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如今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一个内在文化依据。此外，撰写《资本论》时的马克思也把古罗马时代的法权同与其对应的古代商品经济相匹配，认为古罗马已有人权的早期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页。），这是一种科学的论断，值得研究人道主义历史的论者珍视。它也说明，把人道主义历史仅仅与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史相重合，并不准确。这种使之重合的理论，只是为人道主义系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奠立历史学前提，无疑应予疏理和辩证。

（三）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再一个表现：由否定人道主义而疏远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后，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另一个值得后人戒防的失误，是对更倾向于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颇为偏激，后果不佳。

既然人道主义并不是某些无耻之徒躲在书房里臆造出来骗人的东西，而是市场经济的理想化观念形态，而市场方式又是迄今为止人类在逐渐超越自然经济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惟一能够在全社会层面上逐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力的经济方式，那么，长期生活在这种经济方式及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作为首先要为人类生存发展起观念保证作用的精神生产者和传播者，除了其中一小部分因甘于为专制殉道等原因而不能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致外，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或那样地在价值取向或社会理想方面，倾向或具有人道主义思想。须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其首要的社会功能，便是对维系市场规律及与之相关的人类生存发展行为规范加以保证，从而使资源和劳力的合理配置得以展开。显然，阐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是在精神生产方面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天职”。如果所有知识分子均消除了人道主义的取向或理想，如果市场经济中的等价自由交换原则根本得不到社会从价值观念上、理论上、心理上、伦理上、法律上、审美感性上、文化氛围上以及人们潜在意识上的支持，那么，可以预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便会陷入“无序”状态，人类社会便会沿着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绘的那种“熵增”方向退化。这当然是人类社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加以避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人类社会有序化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一般都越来越和人道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统治方式的日益巩固和深化，在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就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而言，人道主义是无可否认的主潮；公开的“反人道主义”声名俱臭。当然也无可否认，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也均多少带有本阶级的色彩。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充实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科学和最高级的人道主义体系。它通过对资源和劳力优化配置的呼唤，通过对作为剥削行为遮羞布的那种虚伪人道主义的揭露克服，首先在最大的程度上指向了人类文明的有序和进步，因而也是全人类利益的真正体现者。遗憾的是，在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关系的问题上，列宁的误解较深，效果也不佳，且至今还困惑着不少中国论者。现在是到了彻底省悟这一点的时候了。

列宁多次在批判第二国际领袖和国内外的其他苏维埃批评者时，同时批评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多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贯彻最坚决的时候，1919年，列宁甚至公开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批评“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列宁又一次公开指责“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事实已证明，列宁的这些论述当年曾被“”利用。

列宁的失误之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往往自相矛盾

列宁的价值观念及其决定的社会理想，只能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观念上层建筑的铁律所决定的，不管列宁本人对此是否承认。这样，我们即可认定，作为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列宁势必也服膺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代表所服膺的人道主义，与其它人道主义确有区别，例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是空想，而是在实施中的最高级的人道主义。列宁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一个伟大开创者。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列宁又因否定市场经济而在理论形态上陷入对人道主义的一概批判，对自由平等口号的全盘否定。这种内在矛盾，构成了列宁的这种批判的内在混乱，并带来了对它的教条主义理解、照搬和推衍。可以说，这是列宁主义理论严密性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也是其理论征服力相当有限的一个特殊区段。

出于对理论严密性的要求，我们不能不首先从回视列宁的失误开始，进而强化这一薄弱环节。我们应充分认识病像的各种表现，以便最终对症下药：

（一）关于“自由”问题。按照列宁的批判思路，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换原则的产物，因而只是一种“偏见”，“抵触”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在最激烈时，他连苏维埃社会所应有的“出版自由”也公开予以否定（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2页。）。可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明确承认：“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在1918年3月写的《党纲草案草稿》中，他还认为：“应当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的劳动居民群众实际上享有自由（民主）”。（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页。）事实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一直也是用争取自由来号召群众的。在1895年写的《党纲草案》中，列宁提出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其中包括“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页。）。1902年在《党纲草案》中，列宁重申，革命的目标是“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1904年，他还明确说工人阶级“向往自由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后来，他又多次责备“资产阶级和立宪人已经千百次地背叛了自由”（注：《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7页。）。“自由”概念在这种彼此对立的表述中，实在使人不好把握。看来，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革命家的列宁和作为以现实社会为根本理论依据的伟大知识分子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彼此不谐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列宁的许多后继者也是这样，甚至也往往如此。

（二）关于“平等”问题。在这里，比之“自由”问题来，列宁的态度更加令人难以把握。按照他的批判思路，“平等”比“自由”问题“更深奥”（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页。）：作为货币的观念化表现，它是“我们没有许下”的一种“诺言”，“我们这里没有平等”（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但与此同时，他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实行过平等”，“也不可能实行”（注：《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页。），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列宁反复地强调过，他在正面意义上所说的自由平等均是“摆脱商品交换”（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8页。）的自由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逻辑上的一些矛盾似乎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今天来看，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而要以“摆脱商品交换”的观念作为基础，恐怕是大成问题的。按照唯物史观，只要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仍存在，任何在经济上和观念上完全逾越它的企图都会碰壁。事实上，列宁的这种“摆脱”式的新的平等自由，仔细地分析起来，也还是市场经济的产物。1914年，他在解释这种“摆脱商品交换”而“消灭阶级”的平等图景时，曾说过：要“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的权利”（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在这种解释中，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平等权利”的设计。许多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护者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也都曾沿着这种思路展开过自己的创新想象。两者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权利”观念，区别不大。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依据的依然是这种平等权利。他征引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看法时说：“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0～251页。），因而，“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257页。）这是人类的“最高目的”，那时候，“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8页。）。这一分析再显然不过地表明了，列宁仍然是以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平等作为最高标准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这也是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理论表现，同时它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平等是市场经济“理想化反映”的论断完全正确。要知道，超越市场经济形式，已被数学科学证明为根本无法实现（注：参见［波兰］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空想。在这种情况下，以“摆脱商品交换”及其观念的名义进行理论思考和指导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反映出一种带有空想因素的悲剧色彩。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经济方式的制约，列宁也一样。

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苏维埃政权危局之后不久，列宁便诚恳地检查说：“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错误的”（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奎或皮尔苏茨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基于这种认识，他建议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还提出了“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3页。）的设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上的往昔看法。很可惜，他再未由此回到人道主义问题上来。否则，以他尊重实践的精神和他思想和理论上固有的人道主义特征，他也一定会改变自己对人道主义的一些不妥说法。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悲的是，他的许多教条主义的中国解释者至今不能按照他的精神理解他，反而在近一个世纪的长时间里反复地、顽固地重复他的一些不妥结论。在中国，甚至当全党全民把社会主义经济理所当然地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反而出现了大规模地批判人道主义并判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事，而且，这种批判在很多论者那里又表现为大量引述列宁。它迫使我们在今天反思列宁的失误，用以戒防后来人以新形式出现“老失误”。可以相信，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洗礼的列宁形象，将继续屹立在人们心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