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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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摆脱教条思维的束缚。1886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887年，他又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少人习惯于教授“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其结果是，把丰富生动的经济理论变成了呆板的教条宣讲，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纂过程中，在探讨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例如，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谈到当时德国社会内形成的“青年派”所搞的“马克思主义”时评价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德国社会自1878年以来一直处于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恐怖镇压下，但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但德国社会内形成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却不顾党的活动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仍然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甚至在社会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俾斯麦被迫辞职的情况下，还号召工人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对于这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可见，仅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马克思那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精髓不仅是从抽象到具体等，还贯穿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最新数据支撑。例如，马克思在著作发表前，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二卷迟迟没有出版的原因，除了马克思的身体生病之外，就是马克思的研究态度极为严谨。为了用最新的数据来说话，马克思参考的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关注最新的历史事件。例如，马克思通常总要等到自己的著作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校订，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必然的规律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重大的经济现象，要根据长期发展的历史事实来加以确定和研究。例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曼彻斯特就看到了伦敦交易所的先生企图否认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但恩格斯认识到，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自己的发展以及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所以，经过长期的考察，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对于金融危机问题，“特别是要根据近20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某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例如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了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的10项革命措施。但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现在距《宣言》发表已经过去了156年。显然，对于立志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讲，应该对各种实践过的或者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予以全面科学的总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摆脱教条思维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