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解决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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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积极寻求深厚的学理支持。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文学学科）的根本保证。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什么时候我们准确完整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思想，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取得胜利，我们的学科就获得发展，否则就会走上歧途。我们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囿于个别词句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内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它具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无比深刻的道理说服人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词句拼贴。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原则性与学理性的统一。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是原则，是不容动摇的。但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能够掌握教师与学生，就一定要寻求学理逻辑的支持。像“生活源泉”论、文学“民族精神”论、先进文化与文学理想论、读者接受论、艺术生产与消费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加以历史地逻辑地展开，让这些观点立足于学科理论建设的土壤中，使其获得真正的理论品格。
如何既立足于现实的文艺实际，又继承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这是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对于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具有启迪作用。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今天现实的文艺实际。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的世纪，并进入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与时俱进，紧密联系现实的文艺实际，认识新事物，分析新情况，解答新问题，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才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文学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三项调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的调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现状的调查”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现状的调查”，目的就是使编写者对于现实的文艺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学历史的国度，我们的古人以他们的智慧，针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文艺问题展开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理论遗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现代文论的“根”。这些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资源经过现代的转化，其中有一些是具有普适性的，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因此，在教材编写中，在重视现代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有鉴别地适当吸收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资源，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那种认为古代的文论统统是“包袱”，要完全加以抛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如何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实际，又注意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学理论。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是中华民族生命体验、情感生活和生存境遇的审美反映与艺术升华，特别是近百年的苦难、遭遇、曲折、创伤、灾难、斗争、追求、梦想，只有中国人感受得最深、体验得最透，也只有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造中才能得到最深刻、最动人的艺术表现。与此相对应，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始终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思考旨趣和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文学理论呼喊“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似乎比哪一个领域都要更急迫些。文学民族独特性作为一种情感评判力的特性，不能期待完全从别人那里简单地输入概念、体系和方法，来替我们思考问题、建构核心范畴和树立理论框架。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已经有了可喜的创新与积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自己的理论成果。在编写文学理论教材中，一方面不能无视中华民族的“文论自我”，另一方面也要把外国文学理论中一切有见识、有价值的东西纳入我们的视野，采取对话的态度，在对话中理解别人的思想，在对话中释放我们的学术信息，决不可盲目地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
如何既建立严密、科学的教材体系，又充分了解教师和学生的实际。这也是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教材是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它必须遵循学术自身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有合理的逻辑起点、有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和范畴、有科学严密的体系的教材叙述框架，是不可缺少的。这个工作当然十分艰巨，但我们必须把它做好。同样艰巨的是，我们的教材作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必须合乎教学的规律。在这里，了解教师的要求、意愿与需要，了解学生的程度与兴趣，都是很重要的。现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由于更喜欢接触图像音响，阅读文学经典文本的意向下降，这不能不给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带来新的问题。课题组准备“开门”编写教材，在拟定写作提纲之前，展开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在提纲和教材编写过程中准备召开多次座谈会，在提纲和教材初稿编写出来后，更准备召开文学理论课教师的代表会议，广泛征求意见。
以上四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能不能落到教材的实处，关系教材的知识、学理含量是否深厚，教材是否能联系鲜活的文艺实际，教材能不能突出中国特色，教材是否符合教学的规律。简言之，如果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把上述四个问题都解决好了，那么，一部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具有学理性、时代性、民族性和教学适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定会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