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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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深入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的政治革命观。
【正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对政治革命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阐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观。这个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至于革命的方式方法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的范畴。
一、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
革命分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这里要探讨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政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经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1］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社会危机，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即发生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发生了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恩格斯据此得到的结论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现。”［2］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生存危机是产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因为人们在生存问题上陷入绝境，必将爆发出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单纯的生存危机导致的变革力量甚至暴力运动，不一定都是革命运动，也不一定都发展成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时，更注重发展危机。这种发展危机一方面指一定要向前发展的力量与抵触力量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是指发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终引发出为新因素顺利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后一方面虽然也可以说是前一方面的另样形式，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自身的特点而另居一个方面。生存危机是基本原因，但它只有提升到发展危机的境界之内，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而解决发展危机，一则须由解决生存危机入手，二则须将生存危机所迸发的变革力量纳入社会变革的范畴，才具有更雄厚的力量。因此，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作用而演化为政治危机，是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
上面所说的是政治革命发生发展的普遍性根源，但每一个具体的革命，都带有特殊性。例如，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除了上述所说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被侵略国家该不该发生反抗侵略的革命，近年来也被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改良、进化，才会促进社会发展，而革命只能起破坏作用。持有此观点的人们还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因此，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侵略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是辩证地谈论这一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打破了落后国家封闭的大门，使落后国家开始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的事实，但也指出它们给被侵略、被奴役人民带来了各种灾难。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时，一方面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3］并曾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但同时他也指出，英国破坏了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印度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5］当然，写这段话时的马克思还受欧洲中心论影响，还没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目标的统一性与实现道路多样性的并存。当时他还认为，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忍受被先进国家侵略奴役剥削的事实，等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时再起来革命。但马克思到了晚年即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看法有所改变。他通过实际材料看到，英国侵略带来的少许积极成果，都淹没在他们对印度的暴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浩劫中。此时的马克思坚定地支持殖民地国家人民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同时也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落后的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他认为，《资本论》所论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耻辱。”［6］
所以我们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地摘引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应首先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有所了解，然后把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在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更注重革命实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经验事实，而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因此其革命理论存在着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我们需要动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
一个事物的发生往往都由诸多因素酿成。革命的发生也是如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是由特定的因素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危机造成的，但这些危机如同诸多小溪最终汇成大河一样，最终将转化为政治危机，即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阶级之间斗争的尖锐化的结果则是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分析革命事变时，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各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状况。在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革命方面的文章时，可以感受到他们总是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来考察革命运动。这也是当前我国革命史学界分析革命运动的主要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远不仅限于贴标签式的单纯的阶级分析，更注重于对不同阶级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概述，其中阐述了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新生产力不断发展并遇到阻碍时，革命才有产生的历史根据。所以，在论述革命的发生发展时，生产力的发展与它发展的受阻必须讲全了，才是对经典作家关于革命论述的较全面和较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理解历史和事件的基本线索是：在对革命的根源进行分析时，首先注重经济分析，总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理解和说明历史，认为各种事件本身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对照马克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考察革命时，只进入了第一步，即对阶级的分析，但进入第二步，即对经济因素的透彻考察与研究则远远不够，所以阶级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往往陷入千篇一律的公式般的定性上。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一谈就是双重属性，看不到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上其态度的变化。一谈工人阶级，就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不能很好地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事件中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变化。事实上，每个阶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当其利益关系受到巨大损害时，都有可能改变过去固有的态度，从而采取与过去相反的行动。
在我国，一些论者在忽略对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因素的研究中，尤其忽略了对生产力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与革命发生的关联不大。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误解。在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虽然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产生的根本促进作用（亦即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国家，没有他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同等水平的生产力，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一定非要等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9］所以，在分析革命时，不能因为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重要性而将生产力水平绝对化。不是非到某一规定的生产力水平，革命才会发生。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也未必一定引起社会革命，因为随着社会物质的富裕和统治阶级自我认识的提高，其主动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有可能增强；但是真正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新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无可怀疑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指出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在分析具体历史事变时，从来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承认社会事变是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是“合力论”者。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是多种意志相互冲突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0］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的、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在以它为指导分析历史事变时，既要坚持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又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即社会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事变的进程，是社会诸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容易陷入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不是生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用以剪裁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使之变得没有血肉，而是全面掌握有关事变的全部细节，进行研究。否则将看不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二、革命胜利及其意义
革命有两个前景，一是胜利，一是失败。革命的推动者的目标是胜利。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革命的胜利包括两个方面：政权的转移与制度的创新。政权转移，是革命最早取得的也是最明显的成果。但仅此尚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因为单纯的政权转移可能是同一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相互替换，也可能是以另一下层阶级人物蜕变为原来拥有政权的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告终。真正的革命胜利必须在政权转移的同时有制度创新。
带来制度创新的胜利的革命的发生，需要更多和更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它不仅要求被统治者发生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还要求统治阶级自身出现种种危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11］
社会全面危机的发生只是革命胜利的表征因素。从更深层次上看，“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12］马克思在论述革命的胜利时，也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巨大制约作用。1859年马克思对革命发生的规律作出总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13］“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4］没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即使由于社会危机重重而导致革命的爆发，甚至革命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往往是暂时的，只有建立在生产力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革命才能实现制度创新，革命成果才能巩固。但是，无产阶级准备成熟这一没有主观条件的成熟，不可能将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力量转化为人的能动的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导致制度创新。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主要表现在先进革命阶级的不断发展、广大群众革命觉悟的不断提高与革命积极性的增强、革命领导集团的形成及革命理论的成熟等几个方面。生产力不断发展是无产阶级准备成熟的必要条件，但离开了先进思想的武装而单有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准备成熟。固然，先进革命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是随着新的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日益扩大而实现的，但队伍的壮大与革命阶级的成熟并非同步。革命阶级还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及革命斗争实践的长期锻炼，才能日益走向成熟。广大群众能够积极参加革命，除了发生生存危机及发展危机外，还需要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就要求先进的阶级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启蒙。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使其汇聚在革命的大旗下。对于革命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过很多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群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与不断成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革命的胜利从来就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与争取。反动统治阶级没有一个愿意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它需要革命力量的打击，“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6］是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对于一个特定国家革命的胜利来说，固然由其内在的革命因素的成熟所取决，但革命胜利的真正实现，仍然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论述过国际环境对一国革命的影响作用，即把一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放在全世界形势变化的宏阔视野中去考察，也多次论述过战争对于革命的催化作用。
总之，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社会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只有上述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成熟以后，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革命必然伴随暴力。革命的暴力是为被阻碍的生产力开辟道路的，是以最快捷的方式建立为新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而提供保障的新的社会制度。一句话，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最终使人类达到理想的境界。列宁曾指出：“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仍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17］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决不是毫无分析地一概赞扬暴力革命而否定改良。他们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遭到现存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阻碍，而统治阶级自身的腐朽使之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之时，革命就必然产生。在这种革命中，暴力起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其结果也能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型。不是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的暴力，只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不属于革命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排斥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是：一个已经腐朽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没有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任何改良只能存在于维持其旧制度范围之内才会被允许。对于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阶级，只有也必须用革命手段实现政权的更替。
改良与革命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一个社会在正常状态下会不断地有改良行为的发生。这种改良一则对生产力发展起着铺垫作用——革命是原有社会渐进发展的中断与飞跃，它联系于改良又不同于改良；它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远远超出于改良之上，又起着解放改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作用。如果说改良方式在社会转折关头也能有所作为的话，也只能是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形势严峻的结果。它也只能是革命爆发后的辅助力量并起着帮助革命向外辐射的功能。因此，将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肯定革命就完全否定改良，或者肯定改良就完全否定革命，都是不可取的。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看不到革命所起到的改良方式远远起不到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而片面地赞扬改良，更是错误的。
理解革命运动的根本点在于：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革命事件与运动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首先重视社会生产力及经济因素的研究，重视对生产力与陈旧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分析。因为革命的发生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进步、革命的真正胜利，也必须建立在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正是新质的生产力的进步，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矛盾的展开与激化，决定着社会的性质与革命的性质。从而使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其与生产力的关系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任何历史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生产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一切问题。要解释清楚革命的问题，还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深入到具体事变的细节中去，找出具体事变发生发展的特殊的原因。这样才能对历史事变给予更为准确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合力”。因此在上述基础上，还要对社会整体进行考察，从“合力”与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更为广泛的视角，去把握历史事变的背景、原因、意义，从而作出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将对社会整体的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归根结底意义上起作用的生产力与经济因素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三个层次上对历史事变作出科学的解释。否则，在分析历史事变时，将会陷入庸俗生产力论，最终把历史事变的发生与发展推向唯心主义的泥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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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1—7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0、34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5—11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1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3.
［12］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2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6］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64.
［1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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