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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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8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会面对不同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但有一条根本原则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必须中国化。本文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实践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唯物主义观点

一、当代中国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8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会面对不同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但有一条根本原则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必须中国化。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在任何时期一切事业兴衰成败的生命线。

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路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取得了全球瞩目世人震惊的伟大成绩。当前，我们应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排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左”的干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的扩大与缩小，往往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与挫折、高潮与低潮紧密相联。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重大损害，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就重新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明灯。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既具有中国意义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倾注全力进行认真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个大题目，也是个最有理论深度、难度和高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实践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

二、立足实际，立足变化着的实际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里“化”是动词，是改变。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改变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用中国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也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而不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就不可能有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的理论总结。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谁处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共产党的领袖地位，谁就最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处于最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成果的主要创造者，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重大决策，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这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只有领袖才拥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特权”。马克思主义本来是革命的学说，是实践的学说，革命领导人所处的总揽全局、指导实践第一线的地位，中国革命战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要求他们不断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事关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无所作为，不知道在中国应该如何做，甚至由于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理论的影响背离马克思主义，导至革命的失败或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就会被革命实践的浪潮所吞没。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多人担任过党的总书记职位，包括王明在内，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证明，并不是处于领袖地位就拥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特权”，就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创造者。事实上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上胜利的道路，就会在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同时失去自己的领袖地位。

历史可以选择领袖，历史也可以抛弃领袖。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历史，同时就是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成就的人确立为领袖或核心人物的过程。而由于这种站在实践第一线并处于总揽全局的地位，又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这可以说是双向选择和双向互动的过程。所以对领袖人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的缔造者的分析，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脱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进程，单纯用权力来解释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创造者的“权力决定”的看法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不是在书斋里进行纯学术研究的产物，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需要研究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的学说又是科学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伟大的学者，恩格斯称马克思是科学家。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特点是立足现实，面对时代问题，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找理论支撑。早在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非常明确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他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他在谈到自己时也说“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他批评德国的理论界，“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还根本不能发挥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没有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像我那样做”[1]。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研究与革命活动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在世界上没人能达到如此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改组德国正义者同盟，而且共同写作了资本主义旧世界为之震惊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欧洲1848革命失败以后“退入书房”，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以四十年时间从事《资本论》著作，数易其稿，光手稿数量之多就足以惊人。即使如此，马克思仍然首先是革命家。他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同时，密切关注革命形势，参与工人国际组织的建立，关注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帮助流亡者，即使晚年仍关注俄国革命，写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论述了俄国革命的道路。至于对中国，马克思也极其关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评论中，对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猛烈抨击，对既反对封建又反对“洋人”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

恩格斯也是一样。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领导建立工人革命的组织，但同时从事科学研究，不仅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曾用八年时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自然科学水平尤其是科学哲学的水平是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所无法企及的。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是经典性的著作。尽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具有论战性，但丝毫没有降低它的科学品位，都是极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立足实践，决不是轻视理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宝贵传统。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没有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根本不可能的。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两者缺一都“化”不成。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成果的创立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有着精湛研究。这是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条件。我们不能无限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但领袖人物个人的理论才能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原理的精通，以及应用的娴熟，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立足实践这个原则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法的原则。实践始终是处于变化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总是立足于变化着的实践，面对不同时期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提出新的论断。立足变化着的实际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立足变化着的实际，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半途而废。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我们之所以强调十六大以来的创新理论，强调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意义，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变化着的实际，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必须立足实际、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的理论的旗帜没有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就一脉相承的。当然中国有自身国家的特点，为了突出这个特点，我们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开始就是这样。从邓小平开始有着新的特点，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特色理论至今未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与时俱进，但这不是旗帜的变化，而是根据面对的不同的时代特征、国际环境和国内具有的阶段性和全局性的问题，采取符合某一阶段特点的具有创新价值的新的观点、新的方针、政策。这种变化，是立足变化着的实际的结果，与领导人变化并无必然相关性。即使原人原位，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情况变化，必然要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制定新的政策，否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具有创新思维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面对当前中国的国情和新的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都要强调关注科学发展、关注社会公平、关注社会和谐。时势使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不以领导者个人意志为转移。区别是，英明的领导者能及时发现矛盾，调整政策；反之，则会使矛盾激化。

三、实践是确定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标准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一还是多？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有不同学派？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只是列宁、一家一派一系，其他都是异类。可又不能抽象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任何学派只要自称马克思主义都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现在有人就说，马克思主义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克思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任何人都无权把别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革出教门”，否则就是缩小队伍，是关门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片面性。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经典文本的引证，不是政治权力，不是谁得衣钵真传。照我看，衡量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标准仍然是实践。凡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高使命的学派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即使它们之间存在某些观点的分歧，如对革命的方式、道路的选择，对社会主义建设与方式的不同选择，或对某些观点的解释，各自存在不同的看法都是正常的。因为这种分歧是由各自所处的实际环境和面对的问题不同而产生的。关键是不是否定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总的方向和历史使命，任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化和合理化辩护的理论，任何抽象赞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无论怎能摇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

所以马克思主义学派不是纯学术领域中的学派，而应该是总的目标一致而达到目标的道路和方式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正常状态。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都无权反对别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自己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反对由此得出的不同于自己的结论。当年为日本共产党的题词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日本实际相结合。这应该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共同原则。

至于一些关在书斋里的学者脱离或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以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同解读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学派，这些可以称之为马克思学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者的学派，而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因为它的根本研究宗旨是纯学术的，而不是同时以行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并努力实践这种使命。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不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分界线，也可以看成检验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自称马克思主义学派区别的试金石。

我们区分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学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派决不是搞关门主义。我们应该关注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果。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熟悉西方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宗派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思想理论资源的借助可以是多渠道的，反面的东西可以促进正面的思考。思想资源可以多元，但理论不能混，阵营不能乱。

四、坚持基本原理，重视文本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理解不一样。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它的原生形态并不适合中国。它是欧洲的东西，所以要中国化，否则它就没有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有中国化才能保存它的生命力。有的甚至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中国化，一旦中国化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立论各异。

究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真理，因而可能中国化，还是因为它只有中国化它才具有真理性？其实，道理很清楚，当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所以才可能中国化，一种不具有真理性的学说不可能由于它在中国传播就会成为真理性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是因为它具有真理性，而中国化又以中国的经验和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是一种双向作用。而它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真理性，否则它不可能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强调它的真理的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是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还是它的基本原理？这是当代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一个很流行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过时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失效，应该依靠对文献的当代重新解读才能恢复它的生命力。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考证、校勘都非常重要。以往由于条件限制和文献限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西方落后，现在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拓展。它可能发现以往被视而不见的重要论断，可能改正以往理解中的某些错误，这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改正过去的错误理解或不适当的附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能以对经典的重新解读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决定性标准是实践的检验和实践运用的有效性。只强调重新解读就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因为解读者的主体差异及其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解读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或使用的方法不同，都会影响对同一句话的不同理解。何况，任何仅限于上下文的关联的解读都不可靠，特别是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历史发展和全部著作，仅就一本书，甚至某一本书的某一章、某一节、某一句话的推字敲句式的孤立解读，往往容易一叶障目，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研究一定要与基本理论的研究相配合，有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相反。因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在革命狂风暴雨和风云变幻中，累经实践考验的不是单独某一本书中的某一句话，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应以原理的当代有效性和实践标验为依据，而不是以与经典文本中某字某句相对照为依据。如果再扯上翻译的准确性问题更是越扯越成乱麻一团。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基本原理的学习。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我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说，“我们现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希望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者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

我们反对用注经的方法或用西方唯心主义解释学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但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和学习，因为基本原理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但它不是个别的词句或个别论断，或片言只字，而是文本中的根本思想。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必然也同时会曲解文本中的基本思想，曲解文本中体现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学者抽象掉各种社会主义的区别，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这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从文本来说都是毫无根据的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过分类，第一类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二类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三类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任何哲学工作者都懂得价值观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说都包含自己的价值观，包含源于自己立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评价和要求。根本不存在一种什么价值社会主义，只存在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以上各种类型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价值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的溶合的产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例如《共产党宣言》或者《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部分关于历史与理论两节，都讲得很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事实依据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而理论依据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包含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以往所谓价值社会主义的移植，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自身所固有的。

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上，判断价值观的对错的依据是事实，以对事实科学分析为依据的判断才可能是有价值的“价值判断”，而以抽象理性、人性为依据的价值观是没有价值的“价值判断”。倒转过来，让事实服从价值，科学真理屈从阶级的价值诉求肯定是一种错误的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自身所包含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高价值目标，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界和谐、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价值诉求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是以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要讲自由，这是任何个人的自由作为一切人自由条件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贸易自由、雇佣自由之类的自由；要讲平等，但平等最根本的意义是最终消灭剥削和阶级对立，而不仅仅是在社会不平等前提下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科学社会主义也讲爱，但博爱在存在阶级、存在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下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中，空想社会主义是最具理论性和批判性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可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与历史进程成反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3]。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接过法国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价值诉求建立在抽象的理性基础上，无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矛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事实屈从价值诉求，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过一些错误，其中包括法制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得到发扬，还没有形成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方式和制度保证，以及建立与完善尊重人权的有关的制度和原则，这些我们都要在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完善，但我们的错误和教训决不是抽象宣扬价值社会主义的理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不应忘记。在当代中国，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人道、博爱，奉为黄金律，实在离马克思主义太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太远。

社会主义需要民主，但民主更需要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证的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一人一票的所谓“民主”，而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民主加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制度构想，它本质上是改良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而我们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五、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有什么必要中国化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可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具体的、变化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特殊的。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自己国家活动的，都是解决自己国家和民族面对的问题。既不能借米下锅也不能越俎代庖。各国的问题永远是具体的。立足实际就是立足问题，立足变化着的实际就是立足变化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它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而是观察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革命者自己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解决问题的思想理论武器而不是提出供解决一切现成问题的结论。所谓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问题中寻找适合中国的解决方法。离开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批评的“无的放矢”。“矢”和“的”结合才能是一次完整的射击活动。无的放矢，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神箭手，正如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都可以自称为理论家一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有当代性的根本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当代适用性。无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问题的分析，还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思维方法都仍然是最有效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执着于马恩文本中的一字一句的解读。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效性，充分体现在它自身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创造性上。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教条主义。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下功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下功夫。不要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一字一句上争论不休，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研究作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资源。文本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文献，它具有明确的写作年代。写于某某年的意义就是它的时间限定。而原理是文本中已经规律化的思想精华，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文本中的一字一句。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都无权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但我们有权而且必须结合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指的是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而产生的原理的发展。文本永远不可能中国化，翻译必须尊重原著。我们一定要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观与西方唯心主义解释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同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一些重要论断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科学发展观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哪一条具有创新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而仅仅是依据马克思或恩格斯文本中某句话作出的重大决策？一定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动摇了，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会中断。

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只是领袖们的事，只是少数高层领导的事，其他人毫无贡献，像马克思形容的其他人都只是张开口等着吃烤鸡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的是全党智慧，其中包括理论工作者的成果。在早期，像李达、艾思奇以及其他理论家都或多或少以其研究成果贡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我们只要读读的《哲学批注》就知道。至于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各个实际部门所提供的材料，各个研究室提供的理论和思想的建议，都是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有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源。不难设想，既没有任何实际材料，也没有任何理论和思想资源，就是凭某一个人就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可能的。集中全党智慧决不是一句空话。

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我们培养了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高校、党校、各级社会科学院以及各个党政部门，这是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应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而工作，我们要明确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为我们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毫无关系，我们只是宣传员、播音员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要把精力花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当代新形态上，而应该放在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上，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学科体系和教科书体系上下功夫。

现在有些年轻人热衷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当代新形态是指什么？我不清楚。当年在延安有人提出主义，说，我们只有一种主义、一种学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说过，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同一种主义。如果由于与实际结合而得出新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形态，而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因为一种学说称为新的形态，总是与旧的形态相对而言，我们不能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形态，而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旧形态，是具有两种不同原则、不同基本原理的理论形态。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抽象谈论构建新形态，除了引起混乱外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呢？

我们理论工作者不着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决不意味着我们就无事可做。第一，我们可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这是个无限广大的领域。至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新的办法，新的思路的文章并不多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我以为存在一种非意识形态化、哲学贵族化倾向，即哲学与生活脱离、与读者脱离，只是少数哲学家圈子里的人看，我称之为哲学独白或哲学家的对话，人家看不懂不愿看。第二，在教学改革中，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学科体系和教科书体系，是一个重要任务。这里可做的工作太多，任重而道远。第三，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对党的十六以来的理论创新进行认真研究和宣传。

在当代中国，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无论在哪一个部门，都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局外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应该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18.

[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