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构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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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一、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20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不能纯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与西方学者总是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现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却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时，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现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在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障碍，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极颓废的精神文明状况，创建新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体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体将通过反叛和革命促成这一转折。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当黑格尔等哲学家把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并看成是历史的完成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尚未开始，因为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开放的，现代性也要历史地表达为人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往下说”的。的确，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看起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有理由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利，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接口，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而，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一段话，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