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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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根据目前整个哲学发展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来看，未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有三个词是十分关键的：历史、人、实践。目前，整个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突出其历史性是共同的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在历史哲学中也存在着思辩的历史哲学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分，而马克思的哲学恰恰是超越了这种纷争，它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人的合力的方向。因此，对人的研究，或者人学的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不同于西方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它是从实践来理解人，从历史来理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哲学，也是人学，也是实践哲学，它总是在历史、人、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解释学循环推动其向着开放的未来发展。
4.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在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使之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在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竞争；全球化也导致了民族自我认同的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功能；中国现代化任务的提出是基于民族自我审视而做出的抉择，在相对落后的国情下追求发展是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和现实主题，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我们需要民族精神，但我们需要的民族精神不是一个民族在行为和态度中所体现的未经批判的全部特征，而是那些具有引导力量、体现民族品质的信念和原则，是民族心理和特性的精髓部分。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胸襟、视野和方法，我们无法批判地吸收传统精神和其他民族精神中的优良部分，无法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精神；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民族文化、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的民族就将成为没有神灵的庙宇。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自觉地嵌入、融入到民族精神之中来。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但指导的方式绝不是以一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对人民的世俗生活与心灵世界漠不关心的方式进行的，那样做无异于缘木求鱼、适得其反。目前的确有一批人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甚至对之很不“友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方面是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宣传方式过于简单、粗糙，飘浮于尘世之上，实质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中，我们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嵌入到民族精神之中，把一种严整的社会意识形式“融化”到社会心理的层面，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成为人们的心灵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方法成为人们“默会”的知识和方法。惟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获得人们的认同，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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