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马哲以偏概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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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当然还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时代的变革，科技的巨大进步，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哲学的与时俱进，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的直接理论渊源，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地。否则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是我们所不能取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基本观点，其基本原理虽然是历史上产生的，但仍然具有当代性；又要用新时代、新实践、新内容给予丰富发展。发展的途径是多样的。比如：要用“三个世界”理论、虚拟理论发展物质与意识关系理论；用系统论、一分为多理论丰富与发展辩证法；用主体间性理论丰富发展主客体关系论；用非理性论补充理性论；用生存论补充实践论；用主体论、选择论、合力论发展唯物史观；用信息论、知识经济论发展社会形态理论，等等。这里只举例若干，也不一定准确。意在说明，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全面充实其时代内容，从而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式，使其成为富有新时代内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其他的更新方式可以探讨。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统一的整体。为了全面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里即包括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也包括了从其他错误倾向和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其他错误倾向，都属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都应竭力防止和克服。哲学研究应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要全面理解与时俱进和“三个解放”的论述，即要开拓创新，又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吸纳，取长补短，减少分歧，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更多更大的精力用在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减少那些纯概念之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加正确，更加健康地发展，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