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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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就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适的。我们知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听说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数学的中国化?没有，从来没有，尽管也存在风格迥异的各种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数学学派，但一旦有定论了，那结论马上就消褪了各种色彩，而成了普遍的、各学派共有的并共同接受的东西。所以，国王要求阿基米德把物理学讲得使他也能听懂，阿基米德的回答却是：没有专为国王设计的物理学。然而主义和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确实有专为国王设计的主义和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过去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特殊性。

但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又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普适的，否则它可能就是顽固难化或顽固不化的。当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时，不少人曾有顾虑：毕竟兵不厌诈，岂不怕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解释却是，这是人民军队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也不可能化为反人民的原则。因此，既然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那么它与那些化它的主义和哲学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同性、共通性。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它又不是完全特殊的，而是与某些主义和哲学有某些相似性、共同性、共通性，因此又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舍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普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全方位、全盘的，正如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时不可能全盘西化一样。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化和西化分开的做法，除了是一种单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外，在学理上是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化应该是、实际上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和一环节。那种将西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将马克思主义化理解为其反面的做法，是一种狭隘的不当的划分。

马克思哲学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化。关键在于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体用倒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只能是部分地化，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武器，都是如此。连邓小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申明：他只接受过共产主义ABC的教育。

除了化和被化方面各自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可能全盘化和被化外，化也是一种相互关系，而绝非一厢情愿。一句话，既然是化，只能是化其可化者，而不能化其不可化者。也就是说，化和被化至少要有通约之可能。由此便知，那被部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身内在地就和中国哲学有某种关联，如此才有化与被化的可能。

尽管与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有某种关联性或通约性，但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无论其思想中有多少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可贵成分，但如果不化，其内涵和形式已经陈旧，它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今天诸如现代化建设等诸多信息。说白了，它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化是势所必然。化的结果，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它不可能完全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中国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但由于化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又不同于过去旧有的中国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所以我同时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沉埋于中国的故纸堆中的人才是在搞中国哲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背景无关；反过来，似乎只有沉埋于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人才是在搞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与中国哲学的底蕴无关。

还不止于此。化和被化，除了相互必须存在理论的关联和通约外，还有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化和被化的，只是有选择的一小部分。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就说得很明确：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列宁则说得更直接：就是几何学公理，如果与人们利益无关，照样也会被人们抛弃掉。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理论的关联性和通约性，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选择与被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将它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什么化(类似的，可有俄国化、意大利化、法国化、南斯拉夫化等等，不一而足)的正常现象。同样的理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作如是观。对此，既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好恶来评判，也不能诉诸“走向马克思”。

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哲学家(如那些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些只言片语，另一些哲学家抓住了马克思的另一些只言片语，各取所需，把它化在了自己的哲学中或自己国家的哲学中。更极端的是(这也是常有的)，对立的双方各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各执一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被肢解了(尽管任何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就是在同一时期、同一阶段都是难以避免的)。

化和被化仅仅是部分的，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定是、且不能不是片面化的。片面化在今天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片面，然而是事实；片面，然而是真实。因此你能做的，首先是接受它、容忍它，而不是首先竭力批判它，竭力否定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西方特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苏联特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中国特色)，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没有因之改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不能希冀你的批判能改变这一切，你的批判无非是以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我个人的主张是，在化与被化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放弃全面性的苛求。

化与被化这种情况，在复杂系统演进的本体论的树式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哲学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棵大树的根。这棵大树无论如何不会只有一个枝杈(因此，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想使这棵树长成一根直直的木棒的愿望是很难、甚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棵大树会长歪(不歪就不会开杈)；这棵大树会有分杈且决不会只有少数几个分杈，上面只写着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分杈都是一个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是自复制、自同构、自相似的。

但同样，它又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枫树的叶子是枫叶，每片枫叶都不同于其他树的叶子，但没有两片枫叶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绝妙之处。无论枫叶如何地不同，它们终究是枫叶，一如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片枫叶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一如每个什么什么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它们又相互不同，一如每片枫叶之相互不同。

不过，在枫树上也可能长出其他叶子，正如现在的嫁接技术可以达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树上，也可能结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同化，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同化(“走向马克思”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地软弱无力)，相反，变异却是常态。

德国艾根教授的超循环理论已经为我们说明，不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否则进化的步伐早就终止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关于“正确”这个概念的认识：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相反，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过程必须而且不能少了错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中有了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在继续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复制，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错误复制，有的只是正确复制和错误复制的多寡而已，当然也就不能排除“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可能，但关键要看成活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地复制，毕竟连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健康机体的排异反应都难逃过，而其他错误复制较少的就算躲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排异反应，也还是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的挑战。毕竟只有能在当代存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配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