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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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纪之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注重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不断保持社会主义活力；要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面对知识经济的大趋势，必须进一步加深对“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制度创新、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

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风骚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

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深刻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P34、88)

第三，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选拔高素质、创造性拔尖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建立一个优化拔尖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4](P95)

收稿日期：2000-06-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J]．新华文摘，199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