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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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和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

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恩选集》第1卷第631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631页）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5卷第193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左三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632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141、147页）。

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卷第122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147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卷第493-4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并参见第478-9页；《资本论》第1卷第84页注<24>；《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1卷第111页）。

所谓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们理解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永恒公平的原则。所谓坏的方面，就是集中起来的大资本主要以债权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垄断性竞争中对这个阶级的迫害和扼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方案的问世出台。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设立国家信贷机构给小生产者优惠贷款，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以便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造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建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实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发展国家资本经营的企业以限制私人资本的增长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办法，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见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5、38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讲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纲领中那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6、391页）。但是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民主发展，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虽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口头上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但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385页）。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是把他们希望实现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当作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实际上他们的“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相对抗”，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的要求推到“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5、479页，第2卷第463页）。马克思正是在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关于“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因此，“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马恩选集》第2卷第484页及注<1>）。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GNP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这些杯水车薪、纯粹演说式的辞令，就象发誓要把拿破仑的“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使德意志帝国的四千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那样荒谬可笑。（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93-4页）“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本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认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马恩选集》第1卷第121页）“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马恩选集》第1卷第280页）

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普遍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下，制造和贩卖诸如此类的有产者先富、无产者后富、最终人人成为资产者的社会幻觉和精神鸦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因为“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49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蒲鲁东主义唯心史观及其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这个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温故而知新。

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

以蒲鲁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把具有特定社会阶级内容的生产关系混同于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生产力范畴，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当成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混同于这种规定所反映的现实经济形态，把表现为国家和长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个别人物头脑中先验的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因而，用生产力范畴和法权关系取代和取消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和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蒲鲁东先生的唯心史观“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恩选集》第4卷第325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将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驱使每个人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谋求发财致富，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取之不尽的根本动力，而且会由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自发的盲目的相互制约和反馈调节，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利益。关于市场经济的这种渗透着阶级偏见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和中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狭隘眼界，而由其御用文人们以系统化的学究方式编织起来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注<32>）。

市场经济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在广大下层小生产者眼里，则是一幅完全不同和更加真实的血泪斑斑的图景：自由竞争吗？这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对被他们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继续进行放任的剥削和掠夺。效率优先吗？这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吗？这是按照资本的垄断程度分配剩余价值所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和大众贫困的持续对立。社会的最大利益吗？这是让丧失了劳动权利、丧失了享有自己劳动果实权利的无产阶级，俯首贴耳地去养活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寄生的资产者阶级。

蓄意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极力掩盖这一社会由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和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构成的本质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的暂时的社会特殊形式，说成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自然本性，以至美化为人类进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规，是社会发展不可愈越的普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市场经济表象之间的多种现实联系，但是由于它们歪曲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最终规定表象的本质关系，所以这些描述只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生存条件的局部经验的范围内，才有其客观存在的实际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发展，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经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总是象走马灯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抛弃，无论何者都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两难的困境。

由于小资产者从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出发，“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资本论》第一卷第84注<24>页），因此他们的代表人物不但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实质性的批判，而且必然成为它们的间接维护者。

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成长的初期阶段，随着产业革命的展开，面临巨大冲击的小生产还能产生出象西斯蒙第那样的人物，既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最后代表、又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歪曲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过难得的尖锐批判，那么随着小生产无可挽回的衰落及其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马恩选集》第1卷第276页）。也许在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它们之间还会有局部或表面的争执。但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共同的出发点。这是阻止它们从局部经验产生的幻觉中走出来的致命障碍。

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揭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虚幻形式背后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科学地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学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大厦奠定了基石。在马克思看来，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问题：“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者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2>）

这个学说告诉我们，商品形式是劳动的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具体劳动的形态变化及其产品的物理性质的物质转换关系；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在历史上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不是社会化生产自身的自然属性；它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是社会生产在私人劳动的条件下，依照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社会需要的构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的一定社会历史形式，不是社会总劳动量按比例分配自身的自然的永恒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规定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属性，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商品形式这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联系，本来是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现在却反转过来，荒谬地成了再生产过程中支配生产当事人的独立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即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同上，第89页）把物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当成就是社会劳动产品物理性质的天然属性，当成就是社会化生产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是直观地反映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商品拜物教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同上，第93页）。因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来，马克思已经把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了。他所确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已经为历史的实践所证实。但是现在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和者，既拿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理论证明、又不对历史过程及其经济思想史进行任何严肃的系统分析，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凭着随机的灵感，就想把颠倒过来的理论重新再颠倒回去。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马克思当年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

马克思说：“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恩选集》第4卷第368页）“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马恩选集》第4卷第369-370页）

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自古代以来就曾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存在着。这种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存在，也会伴随着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定期地集中进行交换的场所即市场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调节机制的基础，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必须主要经由市场的流通，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其他各个环节，因而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目的而生产的。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在此之前，“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资本论》第一卷第96页）不但供直接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产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从劳动者阶级手中攫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是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无论占有者阶级还是劳动者阶级，在他们消费的生活资料中，在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产力的最终限制和所有制关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产与交换虽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为它们中的主要社会生产形式，都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之间，之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续下来，除了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业行会组织内部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管理和经营方面，为限制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实行了极严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制关系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限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和交换的经营管理中的实现方式来具体实施和体现的。

当着这种限制作用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发生严重的冲突时，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到来了。直至产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和它们的世界市场，才得以确立起来。总之，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运动在历史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小商品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权、支配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第三卷第909页，并见第一卷第830页）小商品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社会转型期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现在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确立，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扩大了的消费所需要的其他使用价值。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价值规律也还不可能成为调节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规律。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人都发财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稳定、势必为后来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竞争所扼杀的、临时性的过渡经济和无法持久的初期繁荣上的。

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式，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法律规定为转移，必然地把剥夺劳动者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作为自己的基本历史前提。马克思指出：“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个产品才开始就为了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这是因为：只有当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并通过它的买卖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才能强迫他们超过必要劳动的工作时间，无偿地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才因此转化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权因为有了榨取剩余价值的功能，才进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才有资本市场的出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被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同时，也把原来由劳动者自己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游离出来，为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社会分工。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及其市场。

从整个生产关系及其市场构成的总和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中其他一切市场的基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市场经济社会形式中最本质的关系。所谓市场经济对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到处都是以资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或最优化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到处都是以这个寄生的有闲者阶级的社会需要为最终目的的；到处都是以把劳动者阶级这个社会生产的主体和首要因素，变成供占有者阶级任意处置的活人机器，在肉体和精神上放肆地进行折磨与摧残为根本任务的；到处都是以这个阶级不得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过度劳动所摧毁，被抛入资本的劳动后备军、断绝生计为代价的；到处都是以周期性地破坏生产力的生产过剩危机，作为资本存量盲目调节的实质性手段的；到处都是以滥用土地自然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作为其短期掠夺的长期外部效应的。市场经济，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宏观调控为补充，都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现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价值规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和充分的表现。这样全面展开和充分表现的价值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剩余价值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几百年来，无论哪个阶级都把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力发展在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性质，叫做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仅仅在词汇学中进行花样翻新，将不会对当代世界这样一个其历史内容已经充分展开和完全确定的现实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和伤害。

不错，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宏观调控。但这是一种具有什么样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的计划性呢？这是为了确保少数剥削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资本占有大多数生产者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由国家出面进行的对社会化生产的宏观管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内容，在根本上都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现已存在的阶级结构决定的，它们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及相应的产品分配与交换的产物和实现形式。在原则上，资产阶级经济学把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及其购买力都看成是既定的东西，具有铁一般的刚性，他们的储蓄率也可视为零，这些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可调控的对象。换句话说，国家绝对无意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要调控的主要是有产者阶级公司的和个人的收入及其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比例，包括它们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可供用于公共消费和国家投资的部分，可供国家直接用于雇佣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支出的限度，以及这种再分配造成的对雇佣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边际影响的范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反周期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节，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盲目的自发作用基础上的，是以保证少数有产者阶级的社会总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和他们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为根本目的。

既然这种企图稳定地扩大其占有方式的社会再生产基础的计划性，是以维护经济结构内部的阶级对抗关系为前提，其实施的可靠性必然是表面的、局部的、自相矛盾的和有限的。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这种对劳动者阶级来说非实质性的计划形式，与建立在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阶级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对自己的社会需求，包括社会消费、社会投资和社会保险等，通过国家所进行的直接宏观调节的计划性混为一谈呢？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停留在法权领域的独立关系，它全面渗透到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在组织、协调社会化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方面的两重性，既不是机械的组合，也不能机械地被分开。前者是通过后者普照的光，迂回地折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总是不加分析地把现象当成本质。然而，否认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就被釜底抽薪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就会轰然倒塌。只晓得共产主义的ABC，自己不读也反对别人研读和弄通《资本论》的人，是没有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马克思的旗帜下的。

蒲鲁东主义社会改良的基本目标，是要竭力提倡以个人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占有规律，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们效仿的先进范例，企图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和小资产者。他们还自以为这样做是在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意识出发，不可能了解私人劳动条件下的价值关系，即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劳动的社会规定，是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东西；因此也不可能懂得，随着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逐步展开，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必然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注<24>）

在西方历经数百年之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各类政体的重商主义国家，从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规模地或渐进地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无产者和游民，成为在小块地旁苟延残喘的半无产者，同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集中到少数占有者手中，为新社会的诞生起了助产婆的作用。这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转型社会的编年史。但是，即使没有国家使社会转型大大加速的干预，单纯由于小生产之间特别是他们与大生产之间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产成本，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经过市场经济重复亿万次的商品自发的自由竞争，也会缓慢地和自然地转变为资本占有权，形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认为，从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价值规律日益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他指出：“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其间，“尽管每一个单纯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40，643-4页）

几个世纪以来，商品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它们清晰地显示了以下的长期相关趋势：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同阶级的对抗一起发展，规模经济的增长同资本对小生产的排挤齐头并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劳动力的破坏与闲置同时推进。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愈是严重，生产愈是相对过剩；市场竞争愈是激烈，资本愈是趋于集中。小生产愈是为大资本所割断命脉、成为它们的附庸，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农业基础愈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人人都将成为小私有者和资产者的弥天大谎就愈是迅速地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