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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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发展的实践凸显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这就要求从问题的审视、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特质与品格的领悟等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应是切入发展实际，突出“问题意识”，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合理互动。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把握方式/寻求途径

【正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站在时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如何看待和把握其当代价值？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质疑。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解释力和穿透力。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亦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一是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时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三是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反映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其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35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2]10既然时代的性质未变，那么决定这种性质的内在逻辑就没有改变。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只要资本逻辑没有被超越，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诚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2]216至于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很难说得到了有效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新的方式在产生影响。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大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3]115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冲突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

正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面对的时代性质和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而作为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4]202—203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为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因此，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5]3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3]124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6]215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实际上就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7]8，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这一理论不需要有新的发展。应当看到，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绝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发展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审视与考察，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在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起点、所处的国际位置、发展的导因、推进的方式上不尽相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特殊，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因而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这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二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主要涉及到现代化如何推进的问题。就以现代化推进的条件来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来讨论：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8]83—84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现在，又进入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重新的理解。应当说，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9]24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争论。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展理论研究之外。

应当说，当代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对发展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研究上还是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比较、相互吸收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73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显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区别这样几种情况来加以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社会进步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引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考察和指导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尽管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要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并由此来实现。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异，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非常之少；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显现和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尝试建立新的体系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有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0]59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21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289。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12]258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首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13]154。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绝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共同组成的。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研究应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样的互动，可能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最为基本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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