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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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匮乏是谁的存在？

在古希腊，人们就提出“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认识人的存在方式。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却是一个众论纷纭的问题。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把匮乏概念作为他理解人的存在的基本范畴。萨特认为，匮乏就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1]匮乏是一个与人类共存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物质资源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萨特认为，匮乏是人的存在的否定。在这种否定面前，人的职业、阶级归属等等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说：“不管是对于一个农业公社，还是一个游牧部落，否定的无区分性是首要的。”[2]因为，在匮乏面前，社会在总体上面对着这种否定。我们的人类是由无数个历史地共存于地球上的人构成的，地球这个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人类维系生命的需要和人口数量总是多于可以获得的生活资料。物质资料的这种匮乏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构成威胁，于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暴力行为，以至于最后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消灭另一部分人。因此，匮乏，这个基本事实迫使社会必须作出抉择：是使匮乏持续加剧危及到整个社会，还是通过消灭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来暂时缓解这种匮乏。也就是说，匮乏决定了“社会必须在自己的死亡和其成员的饥饿中作出选择”。[3]

在萨特看来，历史发展的状况表明，人为了使自己不致于死亡，一直是借助于各种方式来消灭社会中其他成员中的一部分。不管这些成员是业已存在的，还是可能出现的。可见，匮乏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人人都有可能被消灭，以便换取其他成员的生存。所以，萨特说：“匮乏是存在于人中间的一个非人性的容积”。[5]一方面，匮乏使人们联合成为一个集体；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互为否定的关系，每一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非人”。

在匮乏的环境中，他人就是“恶”，是逃避迅速走向死亡的竞争者。人是在否定他人中获得对自己的肯定的，不管他是否同意这样做，只要是存在着的，就必须投入否定别人和被别人否定的竞争。萨特说，“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无论这种匮乏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切斗争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获取物，……消灭对手只不过是斗争的一种手段。”[6]这样一来，物的匮乏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环境或生存条件的问题了，而成了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匮乏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本的部分。人，无论是在他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在他的感觉中和意识深层里都弥漫着匮乏的气氛。匮乏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型式，只要谈到人就无法回避匮乏的问题。在可以回观的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匮乏对人的支配；在可以瞻望的未来，我们同样看到匮乏的阴云笼罩着人。

根据萨特的上述观点，匮乏无疑是一切人的存在型式。的确，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匮乏象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一样伴随着人。但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匮乏就再也不是普遍的人的匮乏，而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匮乏。萨特要求用匮乏概念来理解人，这是人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当他否定人在匮乏面前的阶级差别时，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重新陷入存在主义的死胡同。

二.匮乏的根源

萨特认为，造成了物的匮乏的根源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人类增殖而造成的对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主要反映在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维持这种增长着的人口的生存而产生的不得不无情地掠夺和榨取物的需要。这种需要造成物的匮乏，迫使社会消灭一部分成员，以达到匮乏的暂时缓解。随着人口的增加，匮乏重新加剧，因而开始了新的循环过程。

另一种需要是由于人的贪欲而引起的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生活于一个有限世界中的居民与贪欲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贪欲造成的人类需要是无尽的，它对物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满足的，它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甚至会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人的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的高级社会的文明需要中，包含着对物的范围的要求日益扩大和对物的量的要求日益增加，并通过日益更新的手段迅即向自然中索取。而在有限的自然世界面前，这种需要必然遇到物的匮乏，而且这种物的匮乏也会更迅速地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匮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物质的、环境的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人的客体结构。但进一步的思考会发现，客观世界是无所谓匮乏或富足的，所谓匮乏是针对于人的匮乏。因此，匮乏直接地反映在物与人的关系上。也就是说，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就是匮乏。这样一来，匮乏就不再是独立的客体结构，而是一种主体-客体结构，即人与他的对象和将成为他的对象的物之间的总体联系。

对匮乏的考察还不能仅止于此，因为，物的匮乏并不取决于物，而是由人的需要造成的。由于人的需要主要有前述两种形式，因而匮乏归根到底也就反映了两种关系：主体-主体结构和独立主体结构。所以，匮乏最终还是个体的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或个体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可见，萨特提出匮乏问题实际上是从属于理解个体的人的理论需要的。

萨特认为，人既是匮乏的原因，又是匮乏的产物，而且这种产物是以受害者的形式出现的。人是匮乏的原因，是指人把自己的需要客观化为匮乏。萨特说：“匮乏是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个人同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物化在环境中并构成了客观的社会结构。”接着，萨特又指出，“人是匮乏的受害者，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把这种结构加以内在化，……使自己成为匮乏的人”[7]。应当说是人使自己成为匮乏的人，人造成了匮乏，人又希图克服匮乏和超越匮乏，而人对匮乏的每一次克服和超越都造成了新的或更大的匮乏。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人的理解必须在社会历史中进行，而人在社会历史中被分裂为阶级了，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个人。可是，萨特看到的是抽象的个人，因而他在思考匮乏时，也就从非理性的角度思考人的需要，认为人口的增长和贪欲造成了匮乏。表面看来，这种理解是合情合理的，但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人口的增长，恰恰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为，人口的增长可以帮助消费掉日益增产匠生产品，同时又能作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至于贪欲，历来都不属于生产者，而是剥削阶级的“专利”。所以，离开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这一思维坐标，从普遍的人的需要出发，并不能真正找到匮乏的根源。

三.匮乏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萨特不理解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无非是同匮乏进行斗争，这个斗争就是人的劳动和实践。“劳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通过对匮乏的特殊否定去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8]人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人把自己物化为存在于环境中的客观社会结构，还是把这种客观的社会结构重新内在化为自身的匮乏状态，都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

萨特认为，匮乏是劳动活动的环境，不仅人类有史以来的劳动活动都发生于匮乏的环境中，而且在匮乏的环境中人不可能无所作为，人必须与匮乏作斗争，而这种斗争正是以劳动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劳动是人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手段。匮乏又是劳动的根据，匮乏的普遍性，它渗透于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的事实，决定了人必须劳动。假设伴随着人的存在的，是处处都充满着富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去劳动吗？在萨特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富足腐蚀着人的活动欲望，只有匮乏才会迫使人去劳动。

在萨特这里，虽然匮乏的状态是一切人都必须面对的，但人必须与自身同一的必然性使人与他人相敌对。所以，人们不可能成为共同对付匮乏的有机总体，人与人之间是互为否定的，在匮乏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单独作战。当然，存在着事实上的集体实践，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体实践都是个人实践的集合而已，克服和超越匮乏的集体实践正是个人对匮乏的斗争，因为一切集体实践的成员都是直截了当地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和作为个人来与匮乏作斗争的。

人类历史起源于匮乏，在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中得以前进。“当我们说到我们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时，就等于说我们的历史是在匮乏的框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框架是与我们的历史密切联系的和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是永恒的。”[9]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战斗，即反对匮乏的战斗。在原始社会，物的匮乏是毫无疑问的。但人类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世界上依然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消除匮乏，相反，却加深了匮乏和扩大了匮乏的范围。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匮乏的环境中和由匮乏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反对匮乏的战斗不断展开，人们不断地把匮乏内在化，使之成为人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萨特说：“人们是在匮乏的环境中从事生产的，一旦这些人试图克服和超越匮乏时，他们就把匮乏内在化了。”[10]也就是说，人们主观上是想克服和超越匮乏的，他们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去劳动和从事种种实践活动的，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主观意图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克服和超越匮乏，反而把原来作为环境和自然的匮乏内在化为人的一部分或人的基本存在型式。因此，“正是匮乏使我们成了创造这个特定历史的人，同时也是这个匮乏把我们规定为特定的个人”。[11]

匮乏并不是规定历史的充分条件，在历史的展开中还会有许许多多其它因素。因此，匮乏并不足以证明历史的一切发展。但是，匮乏却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因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这些克服匮乏的活动把匮乏内在化，同时形成历史的结构。而作为活动前提和结果出现的这一系列过程，又都是匮乏和在匮乏中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匮乏决定了人的现实关系的基本性质。人与人的联系和结合，正是通过非人的物质界中的匮乏而获得现实性的。匮乏作为人的否定，是非人的存在。当匮乏迫使每个人对他人来说成了非自身存在的“他者”时，人也就把他人当作非人的他者加以把握。因此，匮乏使人与人的关系非人化。这种非人的关系又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非人的关系之上的，而历史无非是这种非人的关系的展开。

总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一点：物统治着人，物通过物质资料的匮乏实现了对人的支配，使人成为“非人”。一方面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另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匮乏，因而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表面上看来，萨特这种根据物的状况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的做法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但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和剥削关系时，所依据的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占有，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恰恰是一个工人所创造的财富比他由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生活资料还要多得多。而且，马克思赖以出发的物实际上是指凝结着人的劳动的或作为劳动符号的物。而萨特作为出发点的物的匮乏则完全不是劳动的结果，相反恰恰是纯粹的劳动前提，它不是针对一部分人的匮乏，而是针对所有人的匮乏。可见，萨特把本末颠倒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异化劳动理论时认为，是私有制度把饥饿原则强加于劳动者，迫使他们劳动，而萨特则把这种异化看成先天的因素，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因而，在客观上，萨特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的确，匮乏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其它思想家们也确定无疑地承认这一事实，但他们与萨特不同的是，从不在匮乏的问题上展开自己的忧思，而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越来越强大的支配、改造世界的能力，把匮乏看作是会变得越来越小并最终会被克服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通过首先消除和防止匮乏的消极结果，然后再逐渐地消除匮乏。所以，根本问题并不是是否存在匮乏，而是怎样看待和对待匮乏。萨特把匮乏看作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匮乏仅仅与私有制度结合在一起时，才表现出自己的消极意义。

四.匮乏的关系派生了异化的关系

在萨特那里，如果说匮乏是物对人的关系，那么异化则是人对物的关系。当物投射到人这里时，出现了物无法满足于人的需要的匮乏；而当人投射到物上时，产生了物异在于人、与人的预期目的相悖的情况，这就是异化。

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匮乏直接决定这个社会的一切方面，除了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着的物质资料的匮乏之外，其它某一方面的匮乏也可以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异化。异化产生于人们克服和超越匮乏的活动中，是这种活动的结果。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环境下，匮乏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必须不断地去克服和超越匮乏，以期满足人的需要。而需要的膨胀使人成了自己的需要的奴隶，成了努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工具。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与人的实践活动目的相悖离的客观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双重性，人在这种活动中赋予客体、物以意义，使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但是，在“物与人的动态的，对立统一中，它们互为对方的变压器而起作用，…当人赋予物以意义时，也就同时把自己的否定性力量转嫁给了物，让其渗透于物中，并转化为一种破坏力量。”[12]比如机器的发明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社会发展的工业化把人固定在生产的环节上，成为失去了主体的、被操纵的、机械化的部分。

异化根植于实际的匮乏领域，萨特说：“在匮乏的环境下，人被人所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13]物质资料的匮乏深深地渗透进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从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要求实行平等互利这一唯一合乎人性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敌对的关系。在萨特看来，匮乏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他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当一个人消费特定的对象时，就意味着排斥了其他人对这个对象的消费：当一个人努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意味着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在我和他所构成的类的范围内，首要的必需品对于作为任意一个人的我(一切他人)都是同样的，他人的生活直接威胁着我。”[14]人类历史表明，人是匮乏的产物。匮乏使一个人被每一个人所否定；同时，一个人的存在又否定着每一个他人。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就都是外在的，他人是个人存在的异己的类。所以，萨特说，在匮乏的环境中就每一个人和众多的他人一样都是实践的有机体而言，他是人；而就人在交往中与他人相互构成威胁而言，他又是“非人”。

总之，虽然匮乏并不绝对地否定人类机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人是作为非人的人，作为异己的类而存在的。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切冲突都内在化和全部生活就是生存战斗，它只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单纯存在都是匮乏所规定的，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存在和经常的危险。”[15]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一切其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人的人，并把一切其他的人看作非人的人，而且实际上无需考虑他人的人性。”[16]尽管这种非人性并不是衍生于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匮乏统治着人，每个人的人性中就包含着一个非人性的惰性结构，它事实上无非是物质的否定性的内在化。所以，在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除了非人性之外不可能有其它任何东西。”[17]

就历史而言，它体现了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业绩，但却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历史对于个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人在历史这个他的实践的客观结果中认不出他的行动的意义，尽管他也获得了局部意义上的成功，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总体上总是遭遇失败。人每天经由自己的手创造历史，却不能在他的时代中认出自己。

人类能否消除异化和恢复人的本性呢？在萨特那里只能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萨特承认消除异化的努力，即人的实践的总体化甚至革命，但却不相信它对于历史具有终极意义。在他看来，异化——暴力——革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过程。这就是说，个体的人在匮乏的环境中首先失去人性，然后又起来反抗，以求恢复人性，因而他们组织革命。但是革命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被制度化而重新陷入分散状态和惰性状态，以致丧失人的意志。这样一来，革命也就失去了原来应有的意义。所以，革命不可能消除异化，相反，只能导致新的异化。实际上，萨特把组织起来的革命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异化了。

萨特一度认为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具人情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本人思想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发现，萨特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却是建立在匮乏概念的基础上的，根据这个思想体系来理解历史与人的存在时，就必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淖之中。因为，既然匮乏是人与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永远无法摆脱的“魔障”，那么，人就必须处在同匮乏进行永无终期的斗争中，同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会具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至多也只是一种对那些从匮乏中派生出来的统治力量的抗议，这种抗议有时造成了改朝换代，人们就误以为这是社会革命，实际上，面对匮乏，人们从来也未真正实现过革命，将来也不会有真正的革命。所以，从萨特在法国“五月风暴”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萨特是热衷于抗议活动的，但却并不对这种抗议活动的积极历史意义寄予希望。

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思潮。他从匮乏概念开始研究人的需要，但却背离了唯物主义；他研究了人的劳动，但却把劳动看作是与人的本质无关的活动；他谈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看不到历史是在进步着的；他对人的异化感到沮丧，但却找不到人类摆脱异化的出路……总之，萨特的匮乏概念是从属于他的抽象人本主义哲学的，在他那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受匮乏支配的抽象的人，无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下，都是人反对匮乏的斗争，或由于匮乏引起的人与人的斗争，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经常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饥馁和饿殍。也就是说，萨特虽然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懂得是由于私有制度造成了匮乏，而不是匮乏造成了人与人的全面敌对关系，所以萨特从匮乏概念引发出的关于人和历史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注：

[1],[2],[3],[5],[6],[7],[8],[9],[10],[11],[12],[13],[14],[15],[16],

[17]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版，第128页,第147页,第147页,

第147页,第113页,第131页,第137页,第125页,第127页,第123页,第183页,第151页,

第736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