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的局限性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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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批判是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当代意义；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启迪我们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文化批判思想的局限有：宪政武器的缺失；阶级分析的泛化；批判方式的失当。

关键词：文化批判思想；当代价值；宪政武器缺失；阶级分析泛化；批判方式失当

文化批判是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产生、形成于战争年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但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出，后一个时代正是前一个时代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逻辑奠基。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思想连接了这样两个前后具有逻辑与历史关联的时代。这就是说，虽然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时代已成为逝去的历史，但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正如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说:“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这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一、当代价值

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当代价值。评价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时代的要求，立足中国的实际，其标准应当是文化批判思想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别是其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们应受到启发的是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

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它又能超越时代。文化批判思想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播种、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孕育的。在当代社会，其批判的某些具体对象，可能已不存在或发生了较大改变，对它们的某些具体的批判内容或许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洞察、清醒审视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化批判思想涵盖了三个维度，即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对将来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对主体自身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三个维度使得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断关注和考问人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其当代性。的文化批判不仅指向旧的文化势力，而且他还对自身一一新文化模式的主体进行了无情地剖析与批判。对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身弱点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进行着清醒的审视，这种审视最早的理论表达《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整顿“三风”的运动，无不给我们以警示，清醒地认识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这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品质。

其次，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文化批判思想中关于新文化实现的手段、道路、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变换，已成为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具体事实去探寻它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就会发现所用的是从部分质变人手达到、促成整体质变的方法。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正是中国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的具体思路是，在当时旧的文化势力强大的中国，整齐划一地使新文化在“一个清早”就完全取代旧文化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已被实践证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块或几块新的文化区域即红色区域，保护它、发展它，这是未来新中国的原始细胞，经过艰苦努力，就会出现更多的小块红色区域，星星之火，最后将发展为燎原之势，使全中国都变为新文化的区域，取得中国革命的整体胜利。这种思维方法在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不断被继承，成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开放试点，由这些试点一步步推进到西部开发，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对以点到面、由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们需要拒斥的“被边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国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现时代，中国已成功地阻断了其近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进程，由被动卷人现代化浪潮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这一进程中，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现出的对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开放态度，应成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价值导向。因此，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封建文化、消费文化等，我们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二、偏差与局限

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深刻论述:“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这是说人们在既定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历史，但始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人们的主观意愿并不总是与客观结果成正比。黑格尔公正地指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踊好些东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我们今天的研究应当是理性的、严肃的，因而就不能不直面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与局限。

首先，宪政武器的缺失。

构成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川。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德、伦理哲学，缺乏宪政民主的文化资源。对于西方文化，虽然曾广泛涉猎过，但“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的认同。青年时代的固然是“大杂烩”，但建国后，也没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观念真正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思考过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资源自始至终都没有在的思想中真正扎根。正如杨奎松在《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说: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统治传统和影响久远的专制观念，对文化批判思想影响甚深。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对传统伦理文化、教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精彩的，但对传统政治文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内容较少，其深刻程度也远不及前二者。在以后的文化批判中，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多数时候仅限于其对农民的压迫，对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多。虽然，在延安时期表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对“颂古非今”和“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但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实在不多，二来由于我们很难“树立起区分封建性毒素的客观标准，因为某些封建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难以觉察，有些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面得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真正落实这一方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一方面他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党的认识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问，历史上许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答道:“我们己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计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一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另一方面，的思想中又有许多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民主与集中的错误观念，如他曾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这种观念无疑是片面的，作为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相辅相成、合理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不能用“尤其要集中”来概括民主集中制。对民主和集中关系的这种理解在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独断专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多次提到“独断专行”的问题。《决议》指出，在前的十年内，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分析发生的原因时，《决议》又指出，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可见，文化批判思想中民主宪政武器的缺失，也是导致个人所表现出的某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阶级分析的泛化。

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手段。民主革命时期，在文化批判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恰恰在他最擅长的阶级分析问题上出现了失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研究哲学的人，第一位不是哲学，是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他还要求理论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哲学思维萌芽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和科学，而不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批判和改造的进程中，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的判断也是有偏差的。知识分子被不加分析地纳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观点。1956年中央曾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提法曾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动至深。但很快，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这个论断在事实上被改变了。1958年，知识分子被划人“两个剥削阶级”之中。所谓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中，知识分子更是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种泛化阶级分析的倾向，还使得晚年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大力提倡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把众多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一概视作“封、资、修”而加以批判。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人类文明大道而蝙狭发展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华夏大地，却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精神空虚。

再次，批判方式的失当。

文化批判和建设远比政治斗争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运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代替。进行文化批判的方式，大多数时候是采取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的主力—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种文化批判的方式与当时的革命环境是高度契合的，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浓厚农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时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先进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延安新文化的建设，基本上都是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的。从政治上大规模地发动农民，这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在和平年代，依然习惯于借用这种密节奏、高频率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方式来进行文化批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主张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并认为，这“四大”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逝世的26年间，仅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要超出这个数字的1。倍阳二。历史已证明，“”、“”这类大规模的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的文化批判工程，其消极意义远大于建设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