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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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立场之一，也是其实践主体之一，并不断推动其发展和完善。“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当然，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的选择。”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帷幕，中国农民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实践。和运动破坏了农业生产，消弱了农民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严重下滑，影响了农民生活质量，甚至生存受到威胁，也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正是体制本身原因，加上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导致农民不断对制度采取消极对抗的措施。尽管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使农民的土地承包行动不断受阻，但是土地承包却被农民所认可并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冒着危险进行的土地承包活动，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农村突破并非政策的预设，家庭承包制的普及、乡镇企业的勃兴都在决策者预料之外。”由农民、农村开启的中国经济8改革也逐步促成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之首———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具体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民在近代以来的地位、作用及自身行动表达，一直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立场和来源之一。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全国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给予农村改革以高度评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和带头示范作用。农民根据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承包到户，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尊重，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之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有效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了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使市场经营概念深入农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反过来又有利于农村农业的进步，形成良性循环。农村改革为城市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并为其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农村改革中，农民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促进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在物质生产力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思想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纠正过去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的某些“左”的做法，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正确制定农村农业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总结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方针政策。农民的改革创造发明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为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界新情势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的出现和复杂化，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它所基于的重要考量事实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以及农民对于自身权益的进一步探索、追求及在此基础上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考。农民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保护，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也需要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指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高产、优质、高效的道路。”这是中央在依据农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及农民对增加收入的渴望而做出的战略性指导方针的转变。广大农民为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除了在土地上寻找希望之外，还走出土地，走向城市，外出务工，形成“农民工”大军，寻找增加收入的非农途径。“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民工潮’出现的历史含义，更在于它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趋势。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为农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它把解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提早提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面前。”“‘民工潮’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和推力，迫使政策一步一步松动，推动城市政府转变管理方式。”“通过外出打工和返乡，……小生产者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在抵抗那些结构性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促使国家制定有利于他们获取资源和实现目标的经济发展政策。”“民工潮”所引发的诸如户籍制度等相关政策改革逐步被提上日程，与户籍有关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成为外出务工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也促使国家和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从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不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提高对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扶贫开发，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村生活文化水平。而这时期“三农”的发展、农民自觉追求幸福的逻辑与实践，反过来又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的变化和时代要求，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尊重实际、尊重群众，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两个尊重是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原则。”“我国农民是有首创精神的。土地承包、乡镇企业、小城镇、农业产业化、村民自治等，这些重大改革都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必须依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农村的建设政策和目标，更加激发了广大农民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热情，在努力提高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农民的政治、法律意识也逐步增强，政治参与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这在另一方面也不断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中央及时适应农业发展、农民自身利益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为了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及增加农民的收入，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宣布，决定自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来抓。在依据农村实情的基础之上，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鼓励政策，到以税费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再到取消农业税等，农民在中央政策的引导和保障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发展生产，推动“新农村建设”，积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在此过程中，农民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在生产创造中发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积极主动性，为“三农”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功不可没。”具体体现在:“向农民征用的一亿几千万亩耕地是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农民提供的几亿廉价劳动力为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民为全社会提供比较充足、价格低廉、品种齐全的食品，很好地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能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保证。”“通过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
二、总结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为了追求自身的根本利益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无论从中央政策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以及从切实的农民生活改善来看，农民都在“三农”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正确认识农民在历史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张学涛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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