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偏轨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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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的探索。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的改革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首先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偏颇；其次，快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改革的偏轨埋下了隐患；第三，阶段斗争观念的影响，导致其对改革存有疑虑；第四，复杂的国际环境使担心改革会导致修正主义的危险；第五，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使在改革探索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未能得到有效防止，改革探索最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奠基人。面对“苏联模式”不断暴露出的问题，以为代表的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的探索，试图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对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增强企业的独立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提出试办托拉斯、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所有制改革方面，针对“三大改造”即将结束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针对运动中的失误，提出了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新型所有制形式。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方面，突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继承列宁和斯大林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提出了新的认识，并提出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他还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初步提出了利益兼顾，坚持按劳分配等思想。他的探索和这些思想的提出引发了新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改革的起步，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本可以平稳地在改革道路上逐步完善。但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总的来看，在的改革探索中始终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两个趋向往往相互交织、渗透，有时是这种趋向比较占优势，有时又是那一种趋向比较占上风，甚至出现不同的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的情况。从1957年起，随着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扩大化而滋生出的“左”倾错误日增，虽也提出了不少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思想，但其在实践中越来越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十年浩劫的大悲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笔者认为，造成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离正确轨道是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偏颇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资本主义是一条邪路，已经是一条不容置疑的定律。但是，“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他为了让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耗尽了心血。对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为中国人民设计了一幅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纯粹公有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的，分配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制成份单一，消灭了私有制，因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分工模糊，消灭了各种差别，因而很公正；产品并不很丰富，但分配平均，因而很公平。可以说，这幅社会蓝图是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的浓缩，是他魂思梦想、试图亲手建成奉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的这种理想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使无数人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由幻想的天国降落到严酷的现实中，他们站在唯物史观的坚磐基石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的理论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他一生为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实现而奋斗，但问题是他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教条化的理解，没有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使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始终难以摆脱那种两难的境地。当总体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设想而形成的苏联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照搬到中国后，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弊端，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促使对这种模式进行反省，并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想。但他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2](p369)就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说，在改革过程已经涉及到这一层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想，但由于受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支配，只有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他才想到利用它，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当经济形势一好转时，他对此认识总有反复，用理想模式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固有观念来看待商品经济，把它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总是用警惕的眼光来加强对商品交换的限制，直至企图加以取消。他的这些教条化的理解其实是他向往理想社会主义的表现，其主要点在于没有认清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没有注意现实国情，而一味试图把理想变成现实，其结果却是一场悲剧。正如我党资深理论家胡绳所说：“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坏。”[3]因此，尽管试图突破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又使他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趋向重新肯定这种模式。

（二）赶超战略的影响

强国富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经济理想。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尽管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一五”计划胜利完成，但毕竟起点低，国家工业化还刚刚起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4]（p350）这是立志要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感受。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就成了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正如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这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p89)现实的落后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希望充分发挥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必要，也是能够做到的。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速度问题，1958年前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认为要使我们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然而，到了1958年左右，社会主义建设就被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了。当然，在这段时期里，不光，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而急切的心愿，迅速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达到赶英超美的目标，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出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中央在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便轻率地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并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掀起了大办的高潮。“以大办为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正确设想。”[5](p179)在此前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基本付之东流。在“”这种赶超战略受挫以后，党中央和都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纠正错误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思想。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放弃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终其一生，他并没有放弃对总路线、、的信念，也不允许否定这“三面红旗”，这就为在其它因素作用下使改革发生偏轨埋下了隐患。

（三）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

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在八大上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开辟自己建设道路的征途中逐步前进。然而，在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的同时，党内关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共逆流、“波匈事件”以及国内大鸣大放引起的政治波澜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逐渐改变了原本正确的认识。如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6](p323)因此，我们要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就要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把本已放松的阶级斗争之弦又绷紧了。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面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交错的局面，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继续认定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自此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就沿着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歧路走了下去，阶级斗争愈演愈烈。

从历史根源上说，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和激烈的斗争环境之中，一生大都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熟悉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甚少。在特别需要经验而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向后看，从自己过去熟悉的特别是曾借以取得胜利的那些经验中去汲取力量。因此，当社会从革命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型的最初过程中，就难以使革命家断然不再继续沿用一些革命手段去处置社会事务时，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诱发他强化阶级斗争观念，重新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解决社会问题。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不断增强，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衡量，对原有体制的任何改变都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在改革探索中提出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利润、按劳分配、托拉斯等也因被认为与资本主义有联系自然就成为矛头所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

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离正确轨道，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胡乔木在分析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是造成当时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7]由于新中国的成立违背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愿，他们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压制、封锁、威胁；帝国主义的反华浪潮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进入60年代后，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仍在继续，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在日本、朝鲜等地驻有重兵，新中国仍深处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本质化，泛化了资本主义的概念、夸大了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这些同样影响着。然而，对影响更深的是，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把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战胜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观点；并在会上作了清算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对于建国初期深受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临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包围的中国人民来说，和平过渡的观点是很难接受的；而以秘密报告方式批判斯大林，对国际共运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怀疑，又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4](p370)他对国际共运中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增强了他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感。因此，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就明确地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国际共运中也于1957年再次掀起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浪潮。此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问题上的无理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戴维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以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的不断加深、中苏论战直至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这些事情使对俄国革命的发展从根本上重新评价，由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到苏联的“修正主义”，由国际“修正主义”到国内“修正主义”，的“反修防修”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一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即使全世界都“黑”了，中国也要让它“红”起来。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由此发展的“反修防修”意识支配下，形成一种“对着干”的思维方式，这就增强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轨的可能性。在亲自指导的、以中苏论战为核心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很多他以前提出的改革思想因为同样被“修正主义”所采用而重新否定。例如，认为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否认了对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是否存在，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据”，实际上否认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客观必然性；把利润和竞争当作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把物质利益原则看作是与按劳分配相对立的修正主义政策，否认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收入分配中的合理差距，把按劳分配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8](p682-684)这些观点把苏联东欧国家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统统认为是修正主义、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甚至连他们使用过的语言、口号也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承认对方有任何正确合理的东西，不是批判的吸收而是绝对的排斥，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原来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抛弃。

（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不足

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9](p333)由于当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而又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存在问题的制度却把他推向了另一面。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很长时间里，他都能够保持谦虚谨慎、尊重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没有滥用领袖的权威。中国人民也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深深地认识到他的英明正确，衷心地爱戴他、信任他，把他看作真理的化身。“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系列的胜利，由于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加上他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了，也不像过去那样尽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了，于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就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了。”[10](p1293)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些不正常现象不断滋长，与全党以及其他领导人之间逐渐形成了领导与服从、指示与执行的不正常关系。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时，他希望通过改革、绕过苏联走过的弯路；而对社会主义的偏颇认识、对人民群众的炽热感情，又使他希望加快建设速度、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当他的良好愿望多次受挫以后，也只有他才能提出纠正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下，他又开始过高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修正主义、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中国面临蜕变为修正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试图通过推行个人崇拜、增进个人权威来坚持和捍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说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11](p332)

然而，改革是空前的事业，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上没有完全成功的先例；改革既然是一种历史的创造活动，就不可能不出现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尽管最终偏离了正确轨道，但走出新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所做的艰辛探索为其后继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p30)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可以透视出历经磨难中的中华民族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民族何以能复兴于当代世界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