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生产力理论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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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比较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整个人类大厦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历史时，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并最后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这样才能发现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本质和一般规律。如果不重视和突出生产力的这种特殊价值，就不可能把社会看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就会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碰壁。对于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和都有过各自的建树。本文试就三者的生产力理论的同和异做一探讨。
在看来，中国所以会发生革命，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旧中国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079页。）基于此，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初步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接着，他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目的仍然是为了解放中国受束缚的生产力。对此，他在1956年就明确地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创造了社会条件。”（注：《著作选读》（下卷）第717页。）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正如所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注：《选集》第五卷，第253页。）不但重视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而且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很注重发展生产力。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同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一情况在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之后，变得更加突出起来。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注：《工作方法六十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不很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注：《选集》第五卷，第462页。）正因如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就面临着集中全力开展经济建设的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肯定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伟大号召。（注：《选集》第五卷，第375-377页。）1958年又指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根据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表明，在当时是很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发展生产力的努力不那么连贯了，出现了偏离甚至转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以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搞纯而又纯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后来中肯地指出：“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自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总结中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为此，他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的生产力理论。
第一，他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克服了的只注重解放生产力而不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缺陷。邓小平认为解放了生产力并不等于发展了生产力，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搞好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他充分肯定的革命对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同时又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一是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生产力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三是发展生产力是完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手段；四是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生产力既是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需要，又是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二，他主张把在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都讲全。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不仅要发展，还要继续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更是对马列和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在马列和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第三，他进一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结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邓小平之前的继承者们都曾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揭示和阐发，这种概括可称之为特征性本质。而邓小平理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可称之为根据性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事物的根据性本质要比事物特征性本质深刻的多。它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本质或根本的内在原因，并决定特征性本质的存在和发展，而特征性本质则要靠根据性本质给予解释和说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据性本质的概括很有特色：首先，这一概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十分鲜明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这是因为，生产关系虽然能够直接反映一定社会形态的性质，但它不过是生产力诸物质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就将失去自身存在的根据，甚至可以生出“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怪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据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内容，因为它是“共同富裕”等方面本质的根本条件和物质前提，而“共同富裕”等方面本质内容虽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但却依赖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和情况。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一种既富裕又公平的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
第四，他明确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为，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和愿望，适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更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中，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不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就不会解放，而不解放生产力，也就变不上发展生产力，中国经济在改革前长期不能发展，原因就是被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住了。发展生产力又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和结果，因为破除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束缚而解放了的生产力，又需要发展了的生产力给予显示和证明，没有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显示和证明，这解放生产力也就无从谈起。
第五，他创造性地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的具体评价标准。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一切政党及其实践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程度的标准，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正如他在1962年1月所说的：“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注：《著作选读》（下卷）第829页。）非常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以及坚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问题，注重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两个因素的反作用，并希图通过对它们的“纯化”（如、等）来实现所谓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与不同，他始终关注着生产力问题，为此没少挨的批评甚至被打倒。但是，他历尽艰辛，矢志不移，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直至在南方讲话中把生产力标准创造性地具体化为衡量和评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核心，而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准不仅是生产力标准的展开和具体化，而且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的丰富和深化。所谓综合国力就是国家物质力量、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它既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对社会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生产力标准不能完全涵盖的特殊内容。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准，则是从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客观尺度进一步上升到满足人民需要的主体价值尺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与综合标准、客观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并发展了尤其是邓小平的生产力的理论，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具体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建树。这主要表现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最初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对于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邓小平没有明确的阐述。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把“市场”由“手段”层次提高到“经济体制”的层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他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作用、运行机制、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等做了明确的理论阐述。在以后的几年中，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又阐明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并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一整套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对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二，提出正确处理好“十二大关系”，以利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十二大关系”。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运用邓小平理论，针对改革和发展道路上涉及全局的一系列新矛盾，侧重于经济方面或发展生产力方面而提出的解决矛盾的方针或措施。指出：“十二大关系扼要地讲有三点：第一是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要妥善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一定要把我们建设的速度和效益结合好。”这三个关系集中表明了如何健康地发展经济或生产力的问题，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居于的核心地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发展是硬道理和目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还要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和保证，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
第三，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没有它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然而，对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三代领导核心有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体，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所有制改革、调整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从一般政策性的范畴升华为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还深化了关于公有制的内涵，拓宽了其外延，科学地界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对公有制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作了区分，从基本理论层面上回答了怎样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难题，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障碍。
第四，制定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跨世纪发展战略。1995年，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到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快速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到2010年使人民的小康生产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规划展示了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诱人前景，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行动纲领。
第五，制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在合理布局中发展。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英明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为了扩大内需，缩小地区间差别，切实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的具体行动，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巨大发展。诚如指出的那样，“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成功。”（注：转引自布赫《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见《光明日报》2000年5月11日。）
第六，在“三个代表”的新世纪建党纲领中把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哲学前提。为我党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而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从时代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其中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则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和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最为根本的现实基础与哲学前提。面对二十一世纪，党只有更加敏锐地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并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体制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及其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