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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01)02-0009-03
综合国力是指国家综合其人力、物力、财力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综合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物质基础。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不仅处处受制于别人,而且很难在国际社会中立足。、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他们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和实现方法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把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认真研究、比较、学习、邓小平综合国力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必将产生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综合国力思想的相同点和继承性
第一,、邓小平都把经济实力作为国家昌盛的物质基础,国力强大的核心内容。早在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经济的物质作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把“有足够经济力”同其他政治、军事、地理条件等一并作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央苏区斗争期间,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争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1]解放战争初期,又带领全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迅速转变为适应解放战争环境的经济政策。由于对经济问题的重视,使我们有了迅速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牢固的物质基础。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告诫我们:“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2]因此,“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在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完成三大改造,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济模式带来的弊端,决心另辟新径,带领全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深感经济不发达,国家实力上不去,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瞧不起,社会主义国家也拒绝技术交流,为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中国的实际中探索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我国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我们取得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的经济思想,我们就无以建立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偏离了经济中心的轨道,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曲折中艰难地发展,国家综合国力也缓慢地提高。
邓小平吸取了的经验教训,牢牢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多次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4]“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他告诫我们: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环节不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既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5]在邓小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不仅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且提出了实现综合国力全面提高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时,实现了经济模式的转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分析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发展变化和强权政治逞凶称霸的国际现状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6]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不仅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高,而且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增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地发挥出来。
第二,、邓小平都认识到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一向重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是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衡量任何政策的一项最基本的标准。”[7]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首先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设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8]因此,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9]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更加鲜明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观点。他认为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一定会“使社会主义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0]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独立自主地干技术革命,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更坚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技术革命,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的决心。他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在的重视和战略指导下,我国许多尖端技术从无到有地创立起来,不仅开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奠定了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坚实基础。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始终片面地注重解放生产力,始终未能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并从理论上形成完整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注意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但他更注意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注意阶级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试图以阶级斗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了严重后果。
邓小平则非常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经济体制、科学体制的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但邓小平更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裕、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11]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后,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力。”[12]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13]
同时,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重大突破。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巨大的作用。”纵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及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结构的深刻变化,邓小平提出了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予以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是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而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高科技发展已成为各国展开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邓小平告诫我们,人类进步一日千里:“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14]而科技的提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邓小平多次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5]“我们国家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6]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年内有些领域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大大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邓小平都认识到军事和国防力量是综合国力中直接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建国后,始终坚持“国防不可不有”的思想。在强调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加强我国国防建设,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他坚信:没有巩固的国防,就没有人民的福利,国家的富强。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成立国防研究小组,明确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要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17]他告诫全党,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受别人欺负,就不能不有原子弹;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国防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还指出,只有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才能遏制霸权主义,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不仅要有更多更好的常规武器,还必须拥有原子能时代的尖端武器。”“加强国防建设的一个可靠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后,国防战略思想有了转变,不仅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反霸统一战线理论,而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使我们始终处于战争的高度警觉之中,国防和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成为晚年国际战略思想的支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纵观世界格局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作了新的预测,突破了我们长期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了战争与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他提出:“这个论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论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方向。”为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邓小平果断作出了军队和国防建设要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出发的决定,指出,军队有自己的责任,决不能妨碍国家经济建设,只有站在这一高度,国防才会发展,综合国力才会增强。他主张国防和军队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也要利用其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使军队、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互相促进、互相发展。邓小平认为,国防建设是综合国力中起直接作用的因素,只有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键,才能使综合国力得到整体提高。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国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在保卫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邓小平实现综合国力提高的途径的不同点和超越性
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一直是、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对实现国家综合国力提高途径的认识也不同,具体体现在:
第一,以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实力的提高;邓小平则注重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中的先导因素。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历来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建国后,作为人民的领袖,深为中国落后的状况感到焦虑不安。在看来,中国地大人多,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时期是太少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使感到必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运动兴起后,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和巨大的热情而感到兴奋不已。他认为生产关系越先进,生产力发展速度也就越快,甚至认为依靠先进的思想和革命的热情,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严重的挫折面前,意识到自己太注重生产关系方面,而对制度方面和生产力方面则重视不够。20世纪60年代后,虽然强调要多研究生产力方面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放弃群众运动,甚至把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混淆在一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抓住时展的特征,在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同时,更注重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提高生产力当作全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来,并总结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经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而且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作用,科学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快一点,头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才能使我国经济腾飞,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才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以政治挂帅推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邓小平则主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才会促进国力的增强。邓小平曾说过:“1957年以前,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倾以后错误越来越多了。”[18]可以说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错误估计了形势,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推翻党在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正确论断,而且把阶级斗争同党的中心工作联系起来,认为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致使经济建设让位于阶级斗争。甚至在时期,也期待着“先进的政治思想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建设之果。”使政治挂帅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不仅使我国综合国力衰退,而且给党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鉴于“”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果断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不能干扰他、冲击它。邓小平在强调物质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绝不能忽视,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之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协调,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但是,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十年动乱所带来的最大的恶果,反复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就会丧失明确的方向。在邓小平这一理论指导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力度,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使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在协调中互相促进,互相发展,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中稳步提高。
、邓小平的追求是共同的,但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指导思想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结局也不同。我们没有权利苛求前人,但我们有权利珍惜今天。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0.
[2][3][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1079.
[4][5][6][12][13][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64,354,157,141,279,120.
[8][9]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9,717.
[10][17]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88,144.
[11][15][1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1,4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