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新视点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举办思想研讨会观点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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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如何推动思想的研究，促进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为配合中央党校的“三基本”教学，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不久前连续举办了三次关于思想的研讨会，分别约集了全国100多位专家进行研讨。这些研讨会涉及的议题分别为，6月15日举办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的前沿热点问题”研讨会，6月19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基本问题”研讨会，9月8日举办的“思想基本问题概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这些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热烈地讨论。下面，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介绍，以为学界同行参考。

时代主题的变换与思想的历史定位

思想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庄福龄认为，学习和研究思想，首先要与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半个世纪，与50年的历史相结合，这个理论就有了说服力，这个理论就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历史依据。其次，要与时代、实际紧密地结合。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思想，就会看到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再次，是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针对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很强的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如何给思想进行历史的定位，是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时代主题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教授认为，思想的历史定位应该从时代的变迁上看。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大时代的产物，但是它是产生于时代的开端，基本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产生的。进入20世纪后，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问题，概括为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条件下产生了列宁主义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认为，这三个时代的提法是不对称的，不是一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家都没意见。列宁主义，斯大林讲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讲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没有讲时代。九大加了时代，说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是不对的。今天的时代到底怎么个提法？理论界好象没有统一的提法，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是主题有所转变，时代没变；另一种意见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为分界线，以前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后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有人讲是从70年代开始转变。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要把思想、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放到整个全球战略来看，仅仅从中国社会来讲，是讲不清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也讲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思想。首先必须把中国放到世界的范围里面。十月革命为什么能胜利，因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很快在以后在中国传播，跟十月革命是分不开的，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分不开的，连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提出来了，20世纪十月革命以后发生的革命，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民主革命，离开了这个大的国际环境来讲民族矛盾是讲不清楚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教授在全国党校“思想基本问题”研讨会上，对和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讲“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完全反映了历史的实际。说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并不是说那时就没有不打仗、不爆发革命的时候，但是那时影响时代、影响全局的，的确是战争和革命。关于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的判断，从巨大的历史跨度和长远的历史进程来说，也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信念的。当然，这同“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的判断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而且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要经过历史的曲折，不是指日可待的，要经过很多的世代。他认为，在从社会主义产生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的形势和时代的特征，并不总是可以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来概括。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说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今天的时代主题，并不是说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战争，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成为全球性、战略性问题的，确实是这两个而不是别的。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难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将来时代主题会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更是难以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问题在于把握好当代世界的主题。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和判断时代主题并据以确定自己的任务、战略和策略，是革命者要不断细心观察和研究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素华副研究员则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左右着思想理论继承发展的方向，规定着思想理论继承发展的具体内容。从表面上看，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或同时代人的思想学说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通常是有选择性的，是有侧重点的，体现着主体选择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但实际上，这种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客观依据的，决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思想产生于20世纪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弃改良而走革命之路，这一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必然特别重视马列主义学说中有关革命的一般理论，努力把它们继承过来指导中国进行这场特殊的革命，并用这场特殊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当今人类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下，争取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的世界主题和历史任务，也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继承必然集中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上，集中在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上。从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发展、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继承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特点的思想理论学说。

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这一议题也成为这三次研讨会的主题。

龚育之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

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有时人们就讲一个世界观，如果这个世界观包括了社会革命论，包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那也可以；如果这个世界观只是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那就还要讲社会革命论。世界观是讲你怎么“观”这个世界；社会革命论，则是指你观察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如果世界观不延伸到社会革命论，不延伸到科学社会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哲学学派了。一个纯粹的学院的哲学学派，能对历史发生多大的影响？从哲学延伸到社会革命论，从社会革命论延伸到社会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又发展到巨大规模、世界规模，那就不一样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这就是相承之一脉，此其一。

其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相承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领导我们党搞好了这个结合。 

其三，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相承的一脉。思想的相承在实践中体现为事业的相承。

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开创和胜利的阶段，不是枝节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开创了新时期、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和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所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就邓小平理论同思想的关系这个范围来说，就是继承和发展，而就“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同“的思想和实践”的关系这个范围来讲，两看之间存在着“继承、纠正和发展”三重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错误在内，对错误当然有个纠正的问题。而思想作为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当然不存在对它纠正的问题。对晚年错误的纠正，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思想，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都处在很关键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纠正，就不可能从“”造成的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和认识思想，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历史的新时期、实践的新道路和理论的新阶段。当然，这个“纠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基础来搞什么发展。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否定了思想，那也同样不可能从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并且必定会陷入新的危机和新的困境。

龚育之教授还就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同异之处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除了前面讲的“一脉相承”的那个“脉”外，还有一个“共同语言”之“脉”。共同语言指的是政治语言、理论语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统一思想指导的战斗的集体，党内应有共同语言。这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一理论，形成一套大家熟悉的范畴、概念、语言。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全党都熟悉了，都认同了，在共同奋斗中就认识一致、步调一致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的。另外，在战略思维上也有共同之处，如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从这种不平衡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可能的空间和发展的战略，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建设中也充分估量和利用了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条件不一样的特点。对于两者的不同，龚育之认为，这里有个观察问题的范围和角度的问题。人们在研究和讨论两者的不同之处时，所注意的、感兴趣的、议论较多的，其实是邓小平理论与晚年错误有什么不同。如果是研究和讨论两大科学成果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应该从历史背景、形势变化、任务发展来考察。

在“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中的前沿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学者们比较深入、细致地研讨了比较研究的目的和基础、背景和现状、对象和内容、标准和方法等问题。

关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庄福龄教授提出，第一，要把研究的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和历史条件下，不可作肤浅的历史对比，不可在根本不可比的条件下机械地去对比；第二，比较并非形而上学的绝对化，不一定要作出非好即坏的结论，不可随意摘取个别事例作对比，而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上对比；第三，要从创建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上去对比，要充分估计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某些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对和邓小平来说，历史并非始终给予他们充分的条件；第四，要把邓小平定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上，要看到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站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既不要把他们神化，也不要把他们世俗化。关于比较研究的基础，庄福龄认为，应立足于十五大的高度来研究，首先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来研究分析和比较两大理论成果；其次是要认识到两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基础和共同目标；再次两者的理论特色和独特贡献都是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不同时代背景、实现不同历史任务的产物。

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这不是对前人的苛求，因为每个人只能解决他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把和邓小平的思想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间来审视。人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当时看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事后看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是。要真正做到深刻地、全面地、实事求是的比较，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比较的结论不宜匆忙地得出。 

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共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思“”和建国后的一些实践，人们对的研究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视野和研究的深度。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巨大的左倾倾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国家50年代末期开始的左翼思潮，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暴露的弊端，都对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徐素华则对比较研究的现状做了详细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分门别类的状态，基本上是从某一个方面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不多。已有的研究也多是围绕着纠正、继承、发展这三个基本点展开的，在研究中还存在着这三者表述、把握不准确的问题，这是当前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重视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

在全国党校系统“思想基本问题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研究员围绕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重点论述了重新学习和研究建党思想和我们党在执政、建设上的历史经验的意义。

李君如首先指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重新学习建党思想。在新的实践当中对于共产党建设的见解、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今天，根据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重新认识和学习建党思想十分必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建党思想的关键就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这是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一个基本经验。

李君如认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第一，是否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是执政的基本条件。一个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讲是能够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建设性的特点。因为一个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不是看它的宣示而是看它的行动。在革命战争年代，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破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取得政权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建设和发展能够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生产力。第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更是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同国家命运相连的考验问题。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处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和中国进步发展方向的位置上，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知道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但并没有认识到如何解放生产力。陈独秀没有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王明“左”倾则把少得可怜的民族资本主义当作民主革命的对象。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搞清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以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个“代表”问题才解决了。和教条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他从具体的国情出发来解决“代表”的问题。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他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就是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党的干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你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是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是党员干部的作风、党的优良作风，两者相辅相成。这就使得党把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统一了起来。而先进性和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这就是建党思想里面一个相当成功的经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学习和研究建党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李君如集中联系党的阶级性问题作了阐发。他认为，党性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既有一般性的要求，又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相联系，有其各个时期的历史体现，用抽象的以至僵化的观念来解释它是毫无意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的党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并进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你做不到这条，你就是不先进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党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哪里？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当年也碰到这样一个难题，即大革命失败后，上山去了，到农村去了，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呢？提出要把思想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从思想上建设党，而不拘泥于党员的社会职业、阶级成份和出身，这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他不在乎你的阶级出身，不在乎你的社会职业，而在乎你思想上是否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不是承认党的纲领，是不是愿意为党的纲领而奋斗。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成果，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曾经有一段时间，党内有些人对这一思想并未完全接受，直到1935年党的瓦窑堡会议才接受了的这一建党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按照建党思想，提出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党员，首先你只要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打土豪，分田地等），且是积极分子，就可以入党。接着进一步教育你，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还要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这就是建党思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经验挖掘出来，对我们探索解决当前党的建设中一系列难题有好处。

重视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与会代表普遍关注的议题。现在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失败的，而研究者们也总感到这个问题不好写，因为一讲社会主义问题，就有正确和错误，两者又是绞合在一起的，所以多采取回避的态度。与会代表认为，应该加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龚育之教授用了很大的篇幅谈了自己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他认为，两者之间联系就在于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之“新”的所在，它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在中国城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这之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之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他认为，两者在本质上有一致性，即新民主主义从革命性质的大划分上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这个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的大划分上看，同社会主义社会有本质的相同，但两者在另一层次上讲，又有本质不同的一面。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有量的发展，而且引起了质的变化，其标志就是在城市和乡村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他认为，既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把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果前者成立，那么不仅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未存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不会发生，而且也会损害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至于后者，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得早了，龚育之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原来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也就是十八年，并未有人设想过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因而没有理由在建国五十年后还搞新民主主义。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两大不同，一个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建国初期的国营经济比起来，无论是量还是质，无论是形成的体系还是达到的水平，无论是所起的作用还是所占的地位，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个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都已确立。

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将两者相互否定的认识，龚育之认为，不论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70年代未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有基本的重要意义的成就；有教训，就是那时候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某些影响，以及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唯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很多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过，这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来总结历史，当时的人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有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了前人的教训，还有了许多新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革以来20多年新的实践，证明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过去要清醒了。当然，现在还在探索，现在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和丰富发展。在讨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时，还应该注意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不久，在实际生活中就开始出现一些调整的努力。这些调整，实际上应该看作是朝着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的一种探索，最主要的就是包产到户的调整和探索。包产到户就是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为改进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而从群众和基层中提出来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这个探索扼杀了。再一次重新试验是1959年上半年，又被错误的反右倾运动给扼杀了。第三次试验，范围更大，在安徽曾经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在中央也得到一些领导相当有力的支持，但是又由于八届十中全会反单干风而被扼杀了。我们丧失了几次对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格局进行调整的机会。但是，历史的前进终归是不可阻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新开始了过去几次被打断了的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这里显示出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继承性、前进性和必然性。

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观中的正确和错误的问题。龚育之指出，现在有两种不坚持“历史决议”的现象：一种是从“历史决议”已经取得的成果后退，淡化“历史决议”对“”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似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存在什么问题，有也不算什么严重。另一种则是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思想和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错误。他认为，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全部历史。因而，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哪些正确，哪些错误，哪些清楚，哪些不清楚，要以历史决议为指导，不能从这里倒退，动摇它的基础，有很多问题又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研究和讨论，以求得对历史认识的深化。

在这几次研讨会上，专家们还就如何正确对待思想与晚年的错误，思想基本问题的教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应该看到，这些讨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直面现实社会的思想问题，立足于在对现实实际问题的回答中深化思想的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