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实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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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民族理论反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丰富、系统、深刻，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至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共约50年间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论的文章有近6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讲国内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和策略的，也讲到一些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揭示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在具体分析中国民族、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总称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起源具有特殊性。关于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对于民族概念，民族消亡的理论，斯大林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认为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这显然是与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没有作系统的评述。但他对民族和部族的区分有看法。他说部族的提法，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确认中国古代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民族，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时间，他又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汉族的形成是“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的，这个论断不仅同恩格斯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相吻合，而且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正因为揭示了中国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所以1956年前后，他发动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使一大批本来还处于奴隶社会制度、封建领主制度、封建地主制度，甚至是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确认为民族，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的民族结构具有特殊性。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而却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1948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就公开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4〕
中国的民族传统关系具有特殊性。根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相互影响也很多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指出：1.“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2.“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6〕3.“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4.“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5.“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归纳起来，这就是说中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状况，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人民互相合作、互相通婚、互相影响、友好往来、追求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夏、金的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各民族的互相依存，友好往来的关系是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内聚力的坚实基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主流的作用作了论述。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
中国在民族观问题上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中国民族关系中，汉族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族几乎遍布所有民族地区；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先进；汉族长期占统治地位，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大汉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族观问题的主要倾向，强调要着重批判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他反复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9〕“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也有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10〕说明始终如一地认为中国民族观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必须着重反对的，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民族主义指明了大方向，1952年和1956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两次大检查都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东方落后民族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那些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各少数民族解放前以及民主改革前都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比较先进的少数民族有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外，其余分别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牧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早在1954年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11〕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遭受本民族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盼望早日从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少数民族得以发展和繁荣，成为建国初期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通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改革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废除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党和国家为顺利地完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改革的时间、方式、方法和步骤上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并且依靠本民族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去进行。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时间、步骤进行改革。在党和的正确领导下，从1951年至1953年，在汉族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分别于1955年至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制；接着又在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中国各民族便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2月，宣布：“经过各民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2〕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在旧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落后。有的民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还有十多个民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愿望，经过同各方面的协调，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原来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13〕
——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完整纲领和一系列政策。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说来就是：其一，中华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其二，在国内，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族群众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结成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其四，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纲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族平等，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际”，提出了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4〕“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15〕二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6〕三是各民族在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平等权利；四是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有显著的中国特色。1、进行民族识别。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复杂，所以在1953年就明确指出，不论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和部落。同时，民族识别也并不照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而是坚持从中国各民族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民族成分的各少数民族，从此有了自己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统一族称。2、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凡是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各级人大、政协均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历届少数民族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人数，据统计，都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应占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政治上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3、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1952年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7〕4、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很少见到“民族团结”四个字，一般都是讲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联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提出“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民族团结理论是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联合”的理论。它包括中华民族整体的“全民族团结”，包括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包括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三个层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阶级基础来看，中国民族团结，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农牧民的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不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从对象和范围来看，中国民族团结，既包括各民族工农劳动大众，又包括各民族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和剥削阶级。所以中国的民族团结，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各个国家的民族情况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都以实现民族平等、联合、自主、自治、发展繁荣为主要内容。和我们党从30年代起就明确提出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主张，并且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为蒙、回等民族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国家形式却是联邦制。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国家形式是采取单一制的自治地方制，还是联邦制，对此，有过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深入研究，党中央和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并列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特点是：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集中统一与各民族充分享有平等自治权利的正确结合。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正确结合。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论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列宁、斯大林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提出过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内涵、外延、消灭的标准、时间、途径缺乏深入研究与科学界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创造，各民族间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只能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着手。只要民族存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问题。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决和发展。”〔18〕建国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1957年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20〕
党和国家遵照的教导，始终把积极地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据国家的总任务，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取得了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单一的农牧业经济向多功能的现代化经济结构转变，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提高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各个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民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东西部地区、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差距明显拉大。各民族共同繁荣，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从“九五”计划开始，国家建设重心逐步西移。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达到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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