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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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928（2000）03—0019—02

一、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经济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环境

关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问题，是在思考我国经济建设时明确提出的。建国后不久，将我国社会矛盾区分为“两类三层”：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以及人民内部的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建国后我们以解决敌我矛盾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此后，我国便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转为向自然斗争的历史时期，同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能否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经济建设的进行；与此同时，前苏共二十大之后，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动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探索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道路时，首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提出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向自然界进攻的战争，以发展我们的经济及我们的文化，巩固我国新生制度，建设我们新生的国家。这一基本思想的提出，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从当时的背景条件看，在主观上是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环境，以便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仅仅考虑的是国内建设环境；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条件无法使他产生良好的和平建设愿望。但是，在实践上，因各种条件的影响，以及他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他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犯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扩大化及“”这些根本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不论，单就他倡导的“”和“化”而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违背了他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理论，不但使他自己关于经济建设的探索中止，而且使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严重受损。因此，能否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直接关系到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这一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二、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早期提出但没能坚持实践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就理论上说，对此的思想是明确的。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工作重点应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并建设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1955年的全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现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研原子能这样一类的工作。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义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一号召。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从现在起把党的工作重新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在随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务。直到1963年12月，在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指出：搞上层建筑及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上。他的主要失误在于：第一是他关于实践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不坚定，由此而导致他的理论之与实践多次出现反复，如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的庐山会议等等，以及直到后来的“”。尽管出现这些反复及波折是部分地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影响，但是却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中，因多次反复，真正进行经济建设的时间就十分有限了。第二是他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思想路线不正确，尤其在1958年这一段，总体上讲表现为他违背了自遵义会议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1958年初，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抓经济工作。他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各级干部适应这一转变；但是由于他不断地对反对冒进问题进行错误批判，结果导致了普遍的左倾冒进；长期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贯彻。这一阶段的历史教训说明：实现工作转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说仅仅是第一步，以后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并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三、我国的经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及重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路线

鉴于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牺牲农业及轻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1957年4月指出：搞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因此思考有关农、轻、重产业的关系的问题，经过不断的深化和发展，形成了至今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思想。

1958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使我国农业、轻工业受到严重影响；为纠正这阶段的错误，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了教训，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顺序的思想。他指出：以往的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的顺序要颠到一下。他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但没有执行下去；在1958年底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自己的这一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在比较中苏两国发展道路时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但由于苏联过分地强调了重工业，结果把农业忽略了；而我国则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这便是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后，进一步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方针。这是他对以往思想的新概括。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是他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思想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这在今天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一重要思想是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时提出的，他针对当时无视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及价值法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和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的表现。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它照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他明确指出：“不要怕，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已没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及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的这些思想主要来自于前苏共，但是比斯大林讲得更明确和坚定。在批评“共产风”时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这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他建议对县社两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M］.）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这些认识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经过这一总结教训的过程，他在“”前基本坚持了这一点；在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他增加了这一思想：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原则。这一概括是对这一问题探索的总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现实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这是早期提出但是没有坚持实践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鉴于当时苏联的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地方被管得过死并造成生产缺乏积极性及资源浪费等弊端，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比单有中央的积极性更好。因此，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工业、财政及商业部门试行部分权力下放；当然，在1958年“”中一度出现权力下放过大并产生经济分散主义倾向，但随即被纠正过来。认为：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否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经营管理，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在把我国与欧洲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强调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而我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强大帝国，分裂较少，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经济发展很慢。因此，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在统一的前提下，各省各搞一套。（注：.论十大关系［M］.）1966年3月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扩大地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农业机械，凡是国家管理而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超过额度，准予留下三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产品，要为地方留一部分机械制造权。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一些论述，虽然仅指一个部门而言，但是他提出的分成的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客观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思想依据和宝贵经验。

与强调发展地方积极性相联系，还强调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或称为“突破口”。他指出：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企业应当有点“独立王国”的味道，应该有公开的和合法的独立性；没有这一点，事情就很难办。当然，本人对于企业自主性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但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把它当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点问题来研究，这在今天也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六、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50年至100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地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国初期，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时间安排是比较客观的。1953年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根据的意见，1954年的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其主要体现的是物质文明建设。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到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成现代化的任务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考虑到这一点，在时间上做过多种设想。1955年3月他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比方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下半世纪。在同年的后半期，又指出：要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虽然在1958年“”中他一度把时间大大提前，但是经过接踵而至的困难时期后，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提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更长一些。1961年他在接见蒙哥马利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更多的时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中国人口多，底了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订了国民经济长远规划。为实现这一任务，根据的意见，会议提出“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工业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随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第二步大约到20世纪末力争实现。这是我党最早提出的经济建设远景规划。我党在十二大上制订的关于在20世纪末的经济建设目标，正是根据国情并考虑到老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规划而制订的。

上述是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建设理论探索的基本概括，但不是其全部。这样的简单概括和评析并不表明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作为一代开国元勋曾经对这一问题做过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尽管他并未坚持不懈地贯彻这些思想，但这些思想实际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同时这也是我党我国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