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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粹主义
【正文】
一、关于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十五大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是十五大报告，从两个角度，对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历史定位。
一个是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的角度，指出：中国在一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伟人，就是孙中山、和邓小平。在这里，十五大报告肯定了的两个历史功绩，一是共和国的成立，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另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的角度，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就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关于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本文只谈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否定了也就否定了邓小平，否定了思想也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两个历史地位的内在联系问题。
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十五大报告指出的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但是，话说到这里还很不够，还必须作进一步的理解。
第一，和邓小平探索的是同一条道路，即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过严重失误，但是从根本上否定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也就否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和邓小平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接力的关系。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开创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他的第二个历史贡献，是开辟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两大进程中，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的得力助手，配合得很默契。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拓者，功不可没。但是在探索中，曾犯了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严重错误，随后又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性错误。对第一个失误，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对第二个失误，他却无力从根本上纠正，陷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误区中无力自拨。这样，全面纠正“”的错误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同改革开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既充分肯定和思想的历史地位，又系统总结和纠正过去的失误，继承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性地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邓小平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继承人，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在这个过程中，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使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时期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是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否定就是否定邓小平，否定邓小平也就意味着否定，从而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否定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第二，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上的两个重要阶段，紧密联系，相互依托，相互补充。否定了思想，就截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长河的源头，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的根基和由来；同样，否定了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河就断了流，思想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生命也就停止了。总之，否定了两者的任何一个，就否定了我党近8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也就否定了立党之本。
第三，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一以贯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主脉，就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以及由总结概括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所以说，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思想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离开了思想所发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深度，就会失去特定的理论方向，就有对它的具体结论作实用主义曲解的危险。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没有哲学基础，其实，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正是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而“活的灵魂”，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首先提出的。它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
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确立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思想是第一条。他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引者注：指“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这一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可见，只有奠定了和思想的地位，才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才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这个历史过程是一致的，统一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奠定了邓小平世纪伟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我们当时在理论上和政策指导上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至后来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但是，又引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究竟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在继承三大改造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彻底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来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改革和完善？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究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倒退，还是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它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还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原先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设想，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社会主义因素同资本主义因素并行发展，并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步取得领导地位；二是将来一举过渡。就前者来说，有中国的创新。但就后者来说，则受苏联过渡的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造与建设的关系，主张先工业化，再社会主义化；改造的方式，主张一举过渡，方法是工业国有化和土地国有化；一举过渡的时间，设想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
这些认识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第一，是1951年关于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那场争论。通过这场争论，改变了原先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的认识，认识到依靠统一经营和分工协作也可以搞农业合作化。
第二，从1952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听取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从先打基础、再过渡到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时并举。
第三，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限制、利用。通过“五反”斗争，等人意识到，公私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1952年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私比重的重大变化又使等人意识到：整个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客观上几乎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这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原先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设想。这是第三个变化，即从力图保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
第四，1953年5月，李维汉把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送给看，立即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并从这个报告中受到启发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对私人资本限制、利用的政策，改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指导方针；二是把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时提出用和平赎买的手段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是第四个变化，即从私营工业国有化到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决心实行赎买政策。
上述四个变化，大体反映了等人从新民主主义发展理论演变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些问题一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体思路也就形成了。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突破：一是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从一举过渡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三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四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五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第二个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有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局限性？
当年的三大改造，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对改造中的错误，又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反思。
三大改造中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多种所有制经济还要有比较充分的共同发展。不适当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单一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的实现形式，并且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局限在高级社（后来是）和国有制这两种具体的形式上，没有认识到公有制还可以有其他多种实现形式。第二，把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把公有化程度作为判断的标准，没有认识到，判断标准要从实际出发。
三是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对历史决议的这一段话，还要作深入一点的理解。这四个“过”，说到底，是没有把三大改造始终和国家工业化紧密结合，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使之相对稳定一个时期。例如，在农业改造上，在初级社阶段应稳定一个时期。这样，即使我们的认识一时有偏差，也有改正和重新思考的余地。
四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民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缺乏认识。对个体农民和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个体经营和私人资本不但将长期存在，而且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稳定在初级社阶段，工商业改造后又能在一个时期实行真正的公私合营，通过实践，是有可能找到一条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集体与个体、公有与私有很好地结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我们不能苟求前人（等人在1956年前后一度对此有所认识，但没有坚持下去），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既充分肯定三大改造的历史功绩，又深刻认识其历史局限性，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否定，还是在此基础上的调整、重组和完善？
当今的改革，改什么？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反思，反思什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不是对三大改造的否定。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确立的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三大改造的功劳。
从今天来看，如果社会主义改造，能够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为纽带，通过既变革经济关系，又在一定范围、一些领域里保留非公有制经济的办法实行对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的改造，使公有制经济（主体）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确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同发展，同时又努力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并在适当的时机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的发展就会顺畅得多。
实际上，这种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存在。对此也有察觉。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表示：“我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说：“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文集》，1999年版，第7卷，第170页）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没有变成具体的政策，更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在“”和化运动受到挫折以后，对目标模式的体制内调整，从来没有间断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外的改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认识和实践发展到极端，促使我们幡然悔悟。从深刻认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终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模式。我们终于认识到，在现阶段，不仅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公有制也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样，新的思路就从单一公有制内部调整演变为整个所有制结构的一场改革，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四个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三大改造的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和当年三大改造以后实行的方针政策尽管有很多不同，但两者不是对立与否定的关系，而是一脉相承并加以纠正、调整、改革和完善的关系。一脉相承是主流，是根本。
一脉相承的方面：
1.从社会性质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确认中国现在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充分肯定三大改造的历史成就作为自己的历史前提，是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作为自己的历史起点的。否定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从社会发展目标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个目标，和三大改造的根本方向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三大改造就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启动的。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离开社会主义改造不行，离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不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方向，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必须的。
纠正、调整、改革和完善的方面：
1.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上，当年的三大改造，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目标。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当年的三大改造把公有制按照公有化程度，分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认为公有制要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到部分全民所有制再到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这样一个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这些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片面理解。现在看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形式。衡量一种公有制形式的标准，主要地不是看公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看“三个有利于”。不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3.当年的三大改造，经济运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计划中要有市场，市场中要有计划，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总之，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年的三大改造，在社会经济模式上，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在经济运行的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也有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不同。要正视这些不同，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这些不同。
三、关于“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问题
这里所要说明的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不是受到了民粹主义影响。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把1958年前后的认识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的认识等同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作一个区分，即把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同他后来在“”、“化”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如果把这些思想混为一谈，许多问题就很难说清楚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一是社会基础不同。民粹主义的产生，是以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人民土地）作为社会基础的。在中国，这种原始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早已经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代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是分散落后的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
二是要不要有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是最根本的区别。民粹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俄国社会改造的出路，在于使现存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度保留下来，直接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使这种村社土地公有制度彻底瓦解。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为前提的。
三是思想来源的问题。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受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影响。综合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前后的讲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在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不久，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里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285页）以后，他多次讲过，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
后来犯了超越阶段错误的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说到底，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失误。
从思想根源上说，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实际。在当时的思想认识里，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是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只要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是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就出现了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绝对化倾向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无法实现的；既使实现了也是要碰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但不能说和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搞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非来自空想社会主义。
确切地说，的这些空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一些预想。这些预想不能说是空想。但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把这些预想搬到中国来，就不能不沦为空想。实际上，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也陷入过空想。这在那个时代是很难避免的。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继承了前人探索的积极思想成果，又科学地总结了前人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