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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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的中西文化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诸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受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使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把握和运用的能力达到了不可比拟的程度；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了解和大规模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使视野开阔，并有了中西文化对比的依据；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伟大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辩证的思维逻辑力、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杨昌济等人思想的影响，使成了进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和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掌握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能够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的总结。上述这些原因和条件，造就了中西文化观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有机结合
表现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是尊重本民族的历史，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自觉地从传统出发，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所谓开放意识，就是面向世界，勇于承认其它民族文化的长处，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遵循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与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同步进行的原则，既不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倒向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又不因向外国学习而倒向“全盘西化”论。
纵观中西文化观的全部内容，便可清楚地看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同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观的主干。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又反对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是贯穿于中西文化观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围绕这一主干和基本原则所阐发的全部思想，处处吐露着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的酷爱和尊重，即民族的伟大情怀；同时又表现了他放眼世界、正视现实的伟大开放精神。这是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早在1920年，当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便十分自信地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尽管这种表述有欠妥之处，但却清楚地反映了青年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就早期文化观看，此时他的目光并没有只局限于民族文化，他已经开始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了。如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的赞扬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主张和“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等观点的指出，都体现了早期开放的文化意识。
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文化观更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即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而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绝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因为，第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军、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注：《选集》第2卷，第622页。）第二，中华民族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注：《选集》第2卷，第623页。）第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页。）曾十分具体而深刻地分析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注：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的《的读书生活》第200页。）等等。对民族文化的这些分析和高度评价，可以说渗透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关注，来自于对进步民族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因而，民族主义的情怀不仅没有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他的保守和封闭，相反，这种情怀更促使他以恢宏的气势和敏锐的目光以及大无畏的精神，满腔热情地去迎接世界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挑战。这表现在：首先，与列宁一样，不把新文化看作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东西，而把它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时，也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交往日益发达，随着单独个人的活动逐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必然会由狭隘的、一国的、地域的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各国在进行政治的、经济的交往的同时，必然发生文化的交流。从而认为，新文化具有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和融合的特征。“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其次，他在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注：《选集》第2卷，第706页。）当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我们绝不可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再次，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开放性和吸收利用外来文化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他一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它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即使在艺术创造的某些方面，例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等。因此，作为由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也有缺点。在看来，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毫无缺点，所以，中国不能闭门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外国学习。中国不如人时要学习外国，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由此可见，没有因为民族的自尊心而倒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他的文化观充分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
2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思想的有机结合
广采博取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唯物辩证法则是文化选择和新文化创造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广采博取与辩证法的结合则表现为：首先承认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承认每个时代总会有相应的文化形态，时展了，就需要创造新的文化体系，但新的文化不能凭空产生，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往历史文化的扬弃，即剔除其有悖于时代进步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揉合到新时代现实的文化结构中。
的中西文化观主张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然而，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他都给予一分为二的科学的分析，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在主张认真挖掘与继承的同时，又看到了它与现实文化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指出其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从而破除了“文化本位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对于外来文化，他则主张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学习的中西文化观，我们不仅会感受到他那横贯中西、海纳百川和超越时空的博大精神气质，同时又会领略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总之，中西文化观的又一突出特征就表现为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从早期文化观的内容看，已显现了这一特征。如：1920年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曾谈到：“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所谓“先博”，即首先是广采博取，也就是对各种文化都加以触摸，“拿来”；“后约”的含义无非是进行文化选择过程，即对“拿来”的东西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分清优劣，为新文化的创造作出选择。再如，早期文化观主要是中西文化之比较观。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于是，他从中西文化建立的基础、两种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对比。通过比较，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主义基础上的。而家庭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相反，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而国家主义所要求和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它宏扬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和西方文化进步的原因，并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特别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但此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没有一切肯定或否定，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仍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而对西方文化，同样指出了它的不足。如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当他在看泡尔金《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段落时，便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1917年，再次谈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仅从这些阐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早期文化观的广采博取精神与辩证意识结合的特征。
3符合时展的创新精神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机结合
的中西文化观在阐明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便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而且对新文化的性质、特点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青年既看到中国缺少新文化，又呼吁新文化的产生。他在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的同时，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于是提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的思想观点。此时，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新文化的模式，但他已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太旧，指出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进而提出洗涤旧思想，呼吁改革和主张平民教育，并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加赞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表现了一种符合时展要求的创新精神。
当1920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文化观既表现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表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作为早期文化观结束的一个标志，这段话显然表现了急欲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要求，同时也初步表现了他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创造的一种模式。
特别是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计，更清楚地表现了那非凡的创新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首先，他深刻阐述了文化的阶级性，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有多少类型的政治和经济，也就有多少类型的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这些都是旧文化。还认为，文化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当他谈到文化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其次，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论争和文化选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从而得出中国现实所要建立的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文化”（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它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的特点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
由此可见，设计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是融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于一体的崭新理论。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西文化观也清楚地阐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向外国学习的目的是达到“推陈出新”，从而“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即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另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注：《选集》第2卷，第694～695页。）；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要观点。这就尤为突出地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观的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相结合的特征。
综上三个方面，是中西文化观突出的特征。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