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观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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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一直探索着适合政治军事斗争需要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建国理论，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较为完整的表达方式，《论联合政府》将其目标规定为：建立一个既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执政又别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在一个长时期中”产生一个“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与政权形态”。认为：在这一时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而中国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这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观却发生了嬗变，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迅速进行，在取得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形成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即思想的成熟期。其主要标志是《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其主要表现是：在阐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不但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而且明确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首先，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有两种形式，即“国体”和“政体”。关于“国体”，他说：“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关于“政体”，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认为：“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并说：“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其次，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他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他认为“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最后，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如果说此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虽然表现出其完整的科学体系，但基本上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的话，那么，经过“三三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等政权建设的实践而达到了峰巅，直到经过建国前夕的“理性认识”而完成了第一次飞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达到了成熟。但是，建国后，尤其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实现其第二次飞跃的实践中，却改变了他最初的设想，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观，随着建国后第一批胜利成果的取得发生了嬗变。

1、时间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曾一再论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不能操之过急，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注：《选集》（合订本），1322,1320～1321、1368、1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953年6月，中共中央接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是辩证法的大师，他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注：《选集》，第5卷，81、81～82、90、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这里既没有急躁冒进，也不是单纯抓生产关系。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改变了他原来的设想。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他在批评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时指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藏的一场革命。”（注：《选集》，第5卷，81、81～82、90、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明确，“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比较好。于是他开始认定发展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开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结果是把原定为15年的步伐仅用了四五年一步到位，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根本任务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把“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作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选集》（合订本），1322,1320～1321、1368、1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建国后，得出了“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结论。为此，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在对国内的矛盾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之后，断定“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改变他原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其主要表现是：（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变了原来设想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提出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砍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二）把以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变为以改变生产关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三）开始批评党内一些同志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倾向”。（注：《选集》，第5卷，81、81～82、90、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1955年9月又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央党史参考资料》（八），24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并断言：“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注：《选集》，第5卷，81、81～82、90、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来认识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势必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在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3、根本作用的改变。列宁指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自由”。（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479、177页。）建国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观与列宁晚年的思想基本上相吻合。认为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注：《选集》（合订本），1322，1320～1321、1368、1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必须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来加强社会主义，从而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必须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最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充分发展。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注：《选集》（合订本），1322，1320～1321、1368、1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但是，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开始转变他的认识，急于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注重向社会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迅速发展，从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这一前提条件的作用。1953年12月曾亲自修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30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随着三大改造步伐的加快及建国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党和开始产生了急于过渡的情绪，在冒进中几易计划，改造与过渡同时并举，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期。尽管在八大以后，仍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一些好思想，但只是昙花一现，随即在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潮下凋谢了。（三）

新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发生、发展和嬗变，既有以美苏为主体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背景，又有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多种原因。

早在1934年5月共产国际实行政策转变、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就开始号召各国共产党联合社会人共同反对法西斯并要求制定具体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注：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并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阵线，通过统一战线来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首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要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得的民主与自由保留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但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将争得领导权，通过社会经济改革便可越出资本主义的范畴。1943年11月，波兰工人党发表的纲领宣言也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民主政治的“人民国家”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思想转变也迅速作出了反映：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转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为了使未来的新中国占在苏联一边，苏联转而积极声援中国革命，并加紧在理论上对中共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反映是对自己的政权理论作出新的调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也随之发生、发展和成熟。

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独立自主的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和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这就当然的引起了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担心。因此，为了消除斯大林疑虑，主动放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