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模式及文化发生学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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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性鲜明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模式，或伟人模式，或知识模式，或道德模式，或明星模式。一代巨人有无理想的人格模式？有的。本文认为，“鲁讯——白求恩模式”堪称的人格模式。其中，鲁讯代表智者——战斗——爱国主义模式，白求恩可谓圣者——奉献——国际主义模式。

鲁讯式的智慧、战斗及韧性品格，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民爱国心态，对而言，有着终生的吸引力和不朽的表率作用。认为，鲁讯的巨大鉴知意义在于：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论》，见《新闻工作文选》，190页。），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注：《选集》，2版，第2卷，698页。）因而，鲁讯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方向。这五个“最”，充分表明与鲁讯人格结构的呼应及深刻沟通。早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讯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称鲁讯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具备坚决的心”，“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成百上千的知识者和思想家中，从未如此一贯、如此崇高地评价过鲁讯之外的任何其他人。一生紧贴现实、崇尚实践以及诸多革命的言行思想，都可视作鲁讯式战斗人格张力的结果。

白求恩，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受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其奉献精神具有浓郁的“圣者”意味。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达了对白求恩人格模式的认同：“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选集》，2版，第2卷，660页。）五个“人”的核心是道德高尚，有益于人民。道德高尚须自我完善，有益于人民则显示了对于他人和人类的关怀。由此看出，的理想人格构架，既满足了个性发展的需要，又充分考虑到集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利益，并以后者为归结点。这意味着，已超越“小我”走向“大我”。正如他向斯诺表明的那样——“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注：转引自尹均生、龚举善《试论〈西行漫记〉的生命意念和人类意味》，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3），6页。）

就人格生成的外部机制而言，与“鲁讯——白求恩模式”的结构性召唤和目标性导引密不可分。就其人格生成的内部机制来说，则显然有着更为博大、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渊源。

一、传统本土文化滋养了现实复浪漫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优秀本土文化对的人格生成有着至为重要的本质意义。纵观一生，他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方面，致力于从根本上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统一问题。鉴于此，他不仅努力谋求把握中国的现实，而且将探寻的目光投射到传统文化的底层，对儒、道、墨、法、程朱理学、明清实学及“三李”诗学等作了深入研究和独到辨析。个中，儒道墨法和“三李”诗学分别从现实和浪漫两大基本层面帮助了确立武能定邦、文以治国、文武并重、礼法同举的人格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复合人格特征。

儒家思想作为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其穷则独善其身、达而兼济天下的自修、参与意识及仁为至德、“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儒”等人格思想，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自律精神、民本思想、乱中求治观念以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责任意识和大同心态，很难说不是儒学思想批判性的逻辑延展。应该指出，在辩证地批判、扬弃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人格等级观念的同时，极大地张扬人格平等、民族和谐、国家互利，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赋予“圣人与我同类”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应该看到，农民出身的更能以平民眼光审视传统儒学体系。这不仅更加坚定了其吃苦耐劳、朴实无华、公而忘私的品行，而且创造性地形成了立足现实、以土地为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等全新的革命观和价值观，并使其个人人格一跃成为新中国民众性格的聚焦和象征。

道家的辩证思想及宇宙本体、天人合一的大宇宙、大现实、大浪漫意识，对宇宙与个体、宏观与微观、思辨与浪漫等二元多极人格空间的构成富有启示意义。对于墨家，以分析的态度面对“兼爱”、“非攻”命题，撷取其“尚贤”、“尚同”精华，尊重知识，礼待人才，力主四海团结，民族和睦，国家统一。至于法家，否定了它的“息文学”主张，发展了“明法度”思想。有人所谓只重权术、不明法度的说法显然缺乏充足的依据。事实是，对古代诸如荀子、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韩非等的法学、法制思想极为重视，并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法制为核心、礼法互用、术势一体的法治思想，即在宪法、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辅以思想教育、权威影响、政策约束的治国治人之道。由此，法、术、势结合，有法有度，文武并重，刚柔相济的人格魅力得以确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那么，“三李”诗学与人格生成有何关系？“三李”诗学即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所代表的诗歌倾向及书写风格。这是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为基色的创作路线。认为，诗格即人格。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没有理想就不能超越，缺乏浪漫就会丧失革命激情。因此，不仅努力塑造自己革命家、实践家的现实主义形象，而且善于以诗豪、词杰、书圣的潇洒与豪迈来抒发革命理想，以乐观主义情怀期待革命胜利后的光辉前景。所以，他的诗词书法大气磅礴、长风出谷、如决大川，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统一了起来。此外，对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十分欣赏《离骚》、“初唐四杰”作品以及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作，同样是因为这些作家作品既植根于滚烫的现实沃土，又因作家艺术心灵的照射而升华了现实生活，闪动着进步的思想、昂扬的斗志、不倦豪情、思想勃发，流丽飘逸，表现出强劲的生命美、激情美、力量美。

本土文化的多方面滋养，奠定了挺拔的人格范型的坚实根基，并为革除旧弊、开拓未来的革命信念找到了恰当的生长点。

二、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下忧患与超越的人格品质

在本土文化濡染的基础上，又以世界眼光有选择地吸纳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进步科学文化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以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空间。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背景参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他认为是有用的、人类共享的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二是精心研习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前苏联的基本建设经验。必须承认，他的学习与借鉴，旨在开阔视野，在外向型比较中更好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1912年至1913年，便有计划地阅读了《物种起源论》、《原富》、《法意》、《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西方名著。为更有效地改进思维方法，他还专门研读了J.S.穆勒著《穆勒名学》和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为了尽快掌握辩证法和唯物论，他反复学习西可洛夫和爱森堡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及米丁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作了大量批注。他多次向人推荐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序说》，并评价说，它清楚地阐释了经济问题。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欣赏汤普生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到何处去》、琼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以及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并不时把有关原理运用到自己的相关著论中。同时，他对西方文学名著也有一定兴趣，在其个人藏书室就有世界名著翻译丛书。所有这些，毫无疑义地拓展了的知识空间和思维视野，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自修的“洋博士”。

在中外对比中，愈感中华民族苦难深重，革故鼎新、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意识日趋明朗和坚定。在这种情形下，他自觉地走近了马克思主义。除早年所读《共产主义宣言》和《资本论》等等之外，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系统学习马列著作的心情日益迫切。1942年9月15日，他致函代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学个唐三藏及鲁讯，实是功德无量的。”（注：《书信选集》，202页。）他之所以急切阅读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是因为中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革命理论的指导问题。在艰辛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年代，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总是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论著，并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写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针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篇章，成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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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斯大林晚年所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的忧患与超越人格有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1958年，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党委委员学习上述两篇著作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再次重申温习这些著作的重要性。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与合作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两阶段理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对立统一思想，显然是对上述著作借鉴和创新的结果。逄先知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呢？”（注：见龚育之等著《的读书生活》，37～38页。）我们认为，晚年的错误不等于错误的晚年，此其一。其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晚年的错误既是其个人“超越”人格的悲剧，也是全党的悲剧。的人格元素中，忧患、超越占据重要位置。在他看来，既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应超越资本主义。面对高速发展的西方社会现实，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因而，他主张速进，反对“爬行主义”，提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建设动员令。在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后，他认为，苏联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至1800万吨，20年间净增1400万吨。中国是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多点快点，因此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出现了“”、“”。如此看来，的激进源于善意的超越思想，源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同时，我们说的悲剧也是全党的悲剧，是因为当时我们党没有也不能够制止这种悲剧（尤其是“”悲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领悟了没有“”就没有改

革的真正含义。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斯大林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崇高声望对人格生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斯大林60岁生日到来之际，还专门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其中强调，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这位社会主义领袖所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最终解脱人类的灾难。斯大林巨大的人格力量和不可动摇的个人威望，使他有勇气提出在最短时期内消除苏联的经济落后状态，从而使计划原则在组织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为了同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斯大林尤其注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大办钢铁思想，与斯大林有密切关系。

三、革命与建设实践磨砺出自信而务实的人格风范

自立、自强的自信人格，使其义无反顾地倾毕生精力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为此，他放弃了出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他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注：《的四篇哲学论文》，7页。）可见，务实是自信的前提。

珍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实践方式实现的。他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力倡从实践中抽取理论，然后回归实践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被检验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他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注：《的四篇哲学论文》，3页。）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

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丰富而生动的经验积累，决定性的胜利成果，使自信自立、刚毅坚韧的人格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坚信，有马列主义指导，有丰富的经验和胜利之事实，那么，代表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决策决定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反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有错，反日本、美国及国民党反动派没有错，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更不会错。这种自信，一方面成就了伟业，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的发生，因而需要具体分析。

在的晚年，其内心孤独不同程度地助长了人格封闭。就家庭来说，作了巨大牺牲，六位亲人捐躯革命，尤其是英年丧偶、中年丧子对他打击更大。就国家而言，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接班人竟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党和国家，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更增添了晚年的心理负荷。事件后，对白居易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产生强烈共鸣，并开始纠正“”中的明显错误，要求为部分老同志平反。从国际上看，反霸防修一直是晚年的国际兴奋点。凡此种种，更加激起他对同志、亲人无限的爱和对敌人、叛徒无比的恨，甚至一度感到社会主义中国危机四伏。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便势在必然。这或许是晚年错误最本质的动因。但自信及因此演化而来的晚年封闭心理使他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过失，并非他不愿承担责任。相反，的伟人胸怀早已决定了他敢于承担一切重大责任，因为他曾说过：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