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评价中辩证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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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功过评价/方法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4-0025-07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立者、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他的历史功勋卓著、思想影响深远。但是，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发动了被称为“”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评价的功过是非，已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有鉴于此，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共中央于1981年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20年实践的检验，证明《决议》对作出的评价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决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党内对的认识就已经基本统一了，更不能说社会上、海内外人士都赞同《决议》的观点。本文认为：党内、国内对功过的评价之所以存在着争论，有其复杂的原因，但评价时方法论的不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想提出几个重大的辩证关节问题加以讨论，试图揭开对功过评价的分歧之谜。

一、关于“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

把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奋斗历程概括为两次革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对应地说，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建国以后引导我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第一次革命了。在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两次革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注：《中共中央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由此可见，两次革命是历史地联系着的。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但没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坚持和发展；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深入，它要解决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好的体制创新问题。如果没有第一次革命，就无所谓第二次革命，而如果没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不但不能巩固，还将毁于一旦。只有这样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我们才能对功大于过的历史地位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

现在党内外、海内外、国内外否定的历史地位或认定过大于功的人，他们同我们党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对“”的评价，我们党对“”也是彻底否定的；也不在于对“”等“左”倾错误的评价，我们党对“”、对自身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主要在于他们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取漠视以至否定的态度。所谓“漠视”，就是在评价时不谈他对第一次革命的卓越领导；所谓“否定”，就是不承认那一次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甚至根本不承认那是一场革命。对于这些人说来，谈的功劳、谈他的功如何大于过，是根本谈不通的。对于蒋氏父子，能谈通吗？谈不通。他们是反共的，自然会根本否定。对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能谈通吗？也谈不通。他们根本不承认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当然无从肯定的功大于过。对于现在力图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人，能谈通吗？还是谈不通。为了证明中国必须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就得从根本上否定当年领导人民所走的道路。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受过“左”的错误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上面所说的反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是善良的，同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主张取一致态度。他们受到晚年错误的严重损害，对晚年错误感受极深；同时，他们对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功勋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像解放以前的工人、贫农和跟随打天下的老同志那样的切肤之感。二者相比，他们对持比较或过分严厉的态度就不奇怪了。

在科学认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从而正确评价功过的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理论认识或者思想感情上都为全党、也为人民作出了榜样。邓小平在理念上充分肯定领导第一次革命的盖世伟功，认为“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邓小平在感情上不受他在“”中两次被错误批判遭到严重伤害的影响，与广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同其爱憎喜忧。他语重心长地说到：“对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陈云在评价的问题上同邓小平有一样清醒的理念和诚挚的感情。他充分意识到，肯定在建国前28年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对于全面评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的功绩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教育至深。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上面所说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是“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革命。对于这后一个阶段的革命，存在着更多的争论。全国解放以后，从1949年到1952年，我们经过了一个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同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和巩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斗争，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年6至8月，提出了“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对于这条总路线和它实行的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总结。《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献汇编》，第47～49页。）。

改革开放深入展开以后，许多人对上述《决议》所作的判断提出了异议。从感性经验层面来谈，人们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日——我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初——我们何苦要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呢？从理性思维层面来论，人们援引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点：“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而在1953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为什么就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

本文认为：评价47年前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知其当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断。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问题，要求那时就“早知今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代决策科学告诉我们：一项科学决策，一是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分析，二是来源于主体对价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结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产生应做而又可行的决策。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而言，客观环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侵略，国内旧政权的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不断挑战（“三反”、“五反”中揭露出来的“五毒”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迫使党不能不考虑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一旦有了这种主体地位，我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农村中之后生长起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已经显示出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逐步过渡的趋势。这就说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因时之需，因势利导。当时的主体价值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要求做生产关系的主人。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世代受苦、现已摆脱了剥削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着像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做企业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贫苦农民确有组织起来的积极要求。对于这样的价值要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盲目加以追求，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但如果同时考虑可行性，那就具备了作出科学决策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前提。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但是当时条件下作出的大体正确的决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第一，它以国家工业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相应地逐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第二，它确认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介性。所谓中介性，是指它有着现代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同时并存的二元性，有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并存的二元性。在中介性理解的基础上，还在实践中把握了它的过渡性。所谓过渡性，是指上述二元性是变动着的。现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比重日益增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其生产力基础的日益增强而随之扩展。第三，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并且以国家资本主义为过渡形式，逐步地加以改造。第四，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为，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曾经以“工场手工业”形式催生新的生产力一样，中国农村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组合逐渐创造出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还认为，从个体农业到社会主义农业，并不是直接跃生的，而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样的中介形态。刘少奇本来是反对搞合作化的，但在合作社具有类似“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功能、合作化可以经过一系列中介形式来逐步实现这两点上，被说服（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04页。）。这又说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是基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

今天来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重要的参照物是1956年12月关于中国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谈话。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这份史料极为重要。今天看来，它至少说明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搞“一化三改”，主要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或优势地位，借以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使新中国站稳脚跟，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前提；第二，认为，“一化三改”总路线实行的结果是好的，其间有过头现象，应加以解决；第三，进一步树立了信心，认为在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优势地位之后，需要也能够放胆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真实含义。

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当时条件下一项大体正确而可行的主体选择。它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不能脱离历史地全盘否定的。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中央决议所说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造成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是违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逐步有序地过渡的基本构想的。它的发生，不是证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对，而恰好证明原来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的要求，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恰当地结合起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问题，创造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适度保留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那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会好得多。

另一个问题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当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未让我们党（不仅是某一个人而是全党）意识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同市场经济机制实行结合，通过这样一种结合的成功实现，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作为一个极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即使按原定计划，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比较健康地实现“一化三改”，建立起来的仍然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而由于这样，也就缺乏创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观念。

如果我们具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承认，历史的前进并不是直线的，而是迂回的。当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引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历史的伟大进步；但在同时，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它又是存在着弊端的；然后才有20多年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曲折前进，是可以理解的。在建国后前7年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功绩是主要的。

三、关于功过的社会根源

的丰功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形成尖锐的反差。许多人发出疑问：同一个人会如此地相异，简直无法理解。在寻找他犯错误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往往寻源于他在胜利时的骄傲。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但局限于此，却是比较浅层的观察。仅仅这样看，绝弄不清功与过的关系，更想不到功与过实出于同一个社会根源。中国的革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中发生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农民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引导中国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首先，中国无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非常坚决；其次，中国无产阶级从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基本未受第二国际的消极影响；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建立工农联盟，这极大地增强了革命的力量。从社会根源方面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无产阶级优点得到极大发扬并转化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的结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要求其领袖具备特殊的条件。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产生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党的领袖一方面必须善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具有中国文化的深湛修养，从而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第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要求党的主要领导人学会打仗，成为善于作战的军事家。不会打仗的人，不论如何高明，都难胜任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第三，中国革命的另一特点和优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这就要求党的主要领导人深刻理解农民的苦难和革命要求，善于带领农民主力军并发挥其历史作用。不了解农民的人，难以真正理解这样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寻找自己的领袖，最后找到了。这是因为具备了上面的三个条件，满足了中国革命对于领袖提出的基本要求。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这就是说，偶然性中贯彻着必然性。“韶山出了个”，这纯属偶然；但“中国出了个”，成为党的领袖却是偶然中的必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但在今天，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的三大优点同时也就蕴含着三大弱点：一是受压迫深重而革命坚决，但同时，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理论准备非常不够，对革命成功的要求又十分迫切。我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曾经指出：“植根于半封建旧中国土地上的中国无产阶级，其思想理论准备的不足与阶级仇恨的强烈和期盼解放的心情的强烈这样一个矛盾是中国无产阶级易犯‘左’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注：陆剑杰：《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307页。）中共党内存在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土壤，易囿于一孔之见，缺乏远见卓识，难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而，一旦党内出现教条主义，极易为其左右。二是我们党一开始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因而对各种社会学说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诠释缺少对比，缺乏深刻的分辨能力和批判能力，这又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产生的重要原因。三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农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农民的比较狭隘、比较闭塞和崇拜超凡权力的弱点也就渗透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具有一系列特长，使他能够满足当时对领袖素质的要求。但这些特长也包容着弱点甚至某种危险：一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但也容易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了解不够。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需要努力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往往缺乏更强的内心驱动力。二是善于指挥战争，但也容易把战争的指导规律和特殊做法错误地移用于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中。战争中，有“兵败如山倒”的短暂而发生质变的战略关头，经济建设却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的出现，多少有误用战争经验的因素存在。三是密切联系农民群众，但也容易受农民的消极面的影响，把小生产中家长制的思想带到共产党内来。晚年的“一言堂”正是这种消极因素在个人权威增长、人们纷纷愿意跟随其前进时的一种发作。

由此可见，的功过就社会原因而言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植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素质结构之中。他建立功勋的那些素质中正包藏着令他犯严重错误的负面规定和隐性原因。当然，的功劳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建树，而他的过失也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后人，我们应当更重视社会原因的分析。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在对领袖人物功过的评价上也应坚持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念。

哲人说过：历史的退步都是会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的。因为退步了，发生灾难祸害了，人民受到了教育，起来反抗和斗争，就必会促成历史的进步。但是否也可以说：历史的进步也可能会有随后的历史的退步来减损呢？在中国，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倡导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军事家，指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举世震惊的胜利；作为深切了解农民的伟大政治家，为建立工农联盟，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扭转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功绩。但是，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农民意识中的落后成分，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经验的错误移用，导致他晚年犯了个人崇拜、一言堂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中国人民找到了这样的领袖，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胜利，但在取得胜利以后，也为的历史局限性和弱点付出了代价。这是否也是一种辩证法呢？

四、关于功绩的千古传承和过失的一时影响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仅要考察他的功劳和过失在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尤其要研究他的功劳和过失的性质和它们在久远历史上发生的影响。

所建立的功勋，就其性质而言，是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针对剥削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根本改变了上一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惨境，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建立了这样的功劳，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语）。

所建立的功勋是多方面的，其影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思想的科学体系。倡导并率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内容上，他揭示了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发展、革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规律；在形式上，他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论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观察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方法论，为党锻造了长久起作用的思想武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它所取得的成功，已充分证明并展现了思想的深远影响及强大的生命力。

——倡导了中华民族的崭新的文化品格，这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品格。把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世界历史和人类全程的宽阔眼界同洞悉事物规律和运动机理的深邃观察相结合的风格移植到中国来，同时开发和改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已有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气质，造就了民族的新文化精神。在民族振兴的长久未来，我们不可能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可能不是怀抱理想的，因此，倡导的新文化品格就会久远地得到发扬光大。

——开辟了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历史前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前程。在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得益于在他领导期间形成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代表，总结时代的经验教训，创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

与功劳的久远影响相比，的过失的影响不会那么长久。原因是：其一，就一般规律而言，实践具有创造新的事物和纠正旧的错误的双重功能。因此，由一个民族的成功实践的成果历史地联结起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其作用和影响是连续的，久远的，而被实践所纠正的错误则是间断的，它的影响只能是一时的。其二，的过失有其特殊性，他的错误恰恰是由于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正确思想路线和各种科学判断。这样，他的正确思想的发扬就是对他错误思想的克服；他的科学理论的久远影响就同时意味着他的错误观点的历史暂时性。其三，的过失基本上属于被过分强调和延伸了的观念。在共产党执政之后，滋生着官僚主义，这是严重的危险。十分警惕这种危险，力图加以克服，然而他说党内有“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就失之偏颇了。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它在20世纪前半叶的有利国际形势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始终存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两种危险。十分警惕中国返回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然而他没有看到，按错误理解的社会主义模式去办则更加危险。这就是片面性。因此，我们纠正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否定方式而应作辩证的否定。这也是错误影响具有暂时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