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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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领导集体/思想/科学评价
【正文】〔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107(2000)02-0007-05
从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评价。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思想概论》课，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教材到课堂，笔者认为必须符合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的科学评价。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谈如何看待“思想”
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最早见于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他说：“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对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成就是比较谦虚的。他一直强调要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和方向。
1943年前后，当一些理论工作者提出“思想”概念时，表示不赞成，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结合祝寿来宣传思想。闻讯后，1943年4月22日给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且当时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致何凯丰．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2．）
的此信，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50大寿庆祝”。二是“自觉”他的思想“没有成熟”。
七大召开前，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王稼祥、刘少奇等都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在六届七中全会时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博古、等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决议，最后由精心修改，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确立在我们党的地位，确立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议。在七大会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党章的有关规定》，正式把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因为是集体讨论，形成决议，也同意了。对此，表示说：“你们一定要用个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思想也可以。”由此可见，并没有将“思想”全都归于自己的名下，认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当时对“思想”有着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准备成立，吴玉章校长给发来电报，请示是否“把思想改成主义”，知道这一情况后，立给吴玉章写信，表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主义，因此不能说主义。”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针对有些同志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的说法，他及时提请中央作出了“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这一提法更加普及。但是对他个人及其“思想”的宣传，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1951年，为了宣传思想，陈伯达写了《论思想》的小册子。当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地指出：不要用这个书名，我们中国同志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根据的意见，此书出英文版时，便改名为《论中国革命》。
1952年9月25日，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无敌力量”一词删去，同时再次批示：“不要将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954年12月5日，专门就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通知各地说，同志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思想的提法。后来，在通知稿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思想的时候，可用同志的著作字样。
1956年9月，由于同志的谦虚，也为了顾及当时苏联对我们提思想很不赞成的情况，对“思想”的提法变得更为谨慎。（《胡乔木回忆》中说明了这些情况）这时，中央集体也认为全党对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所以在八大会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各代表的发言和各类文件中，均未提及“思想”一词。充分体现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在对待思想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肃谨慎的态度。因此，在八大和八大以后，极少出现“思想”这一概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作风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八大文件里没有提思想这样几个字，但是实际上思想仍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全国人民中间，没有产生任何疑问。
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在审阅报告中关于思想的定义时，特意加了一句“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它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选集》第1～4卷出齐后，还提出要修改毛选的注释，使提法更为准确。
1964年3月，谈及《选集》时说，“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的代价的！”（注：引自1964年3月24日同薄一波的谈话．）这也说明，从来没有把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他个人的东西，而看作是群众智慧的集中。
这以后，特别是“”中，由于当时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新情况，使对个人崇拜由反对到接受，走了一段弯路。即便在这时候，对极度吹捧“思想”的倾向，还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他对于用“天才论”唯心地解释他的理论是不同意的，反对把思想庸俗化、绝对化。
1966年7月8日，在给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66年7月25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还针对对外宣传中存在的强加于人的恶劣做法，再三指出，不要以人家接受思想来判断这个党是好是坏，不能以这个做标准。
这些情况表明，对待自己的理论成就是很慎重的，他不赞成过多的评价。他对“思想”所采取的谦虚谨慎的态度，是他的伟大人格的表现，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刘少奇、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论说“思想”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确切地说，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党的七大时才“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的。除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还有：刘少奇、、、任弼时。他们都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是中央书记处主席，当时就有中央“五大书记”之称。
对于思想形成和“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的一员，刘少奇有一份功劳。刘少奇说过，思想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同志。我们党能够成功的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最后形成思想，最大的功劳还是归功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思想。他说：“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这个定义，变成了全党的共识。
刘少奇说：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和政策。”（注：刘少奇．刘少奇选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4页．）这个定义也是刘少奇论说思想的重要贡献。
至于思想的内容，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从9个方面对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的思想进行了概括。这就是同志关于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的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某些见解方面，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为汇总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有的被吸收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明确使用“思想”这个概念，突出思想的主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为全党所拥护，党章所确认。刘少奇对思想精髓的理解，以及他的理论概括能力，也是同时代人不可比拟的。
刘少奇曾经讲过，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经验神圣化的情况，和刘少奇都敢于顶住错误路线，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并勇敢地维护真理。这一点，、刘少奇是非常突出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和的紧密关系是有目共睹的。对博大精深的思想脉络，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在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和刘少奇等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起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43年8月2日，在欢迎他从重庆回到延安的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这一断语。在著名的《学习》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科学地论述了思想的发展过程，正确评价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驳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把领袖神化的封建迷信思想。
指出思想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原则、政策和策略。二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还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分析了的成长道路和思想的发展，提出学习思想的方法，就是掌握思想的特点，为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思想指明了方向。
和在党的领袖中，他们一起战斗的时间最长，从1927～1976年，将近半个世纪。遵义会议上发言支持了。遵义会议表明，红军的高级将领包括认识到的正确。从此，把的正确领导作为一种信仰，坚信不疑。
曾说：“我感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伟大思想。因此我下决心一心一意跟干革命，拜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1944年在延安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针对有些红军干部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倾向，提出应该搞通思想，学习的思想方法，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
全国解放后，常说：“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他为延边大学的题词是：“学习思想，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1974年近90高龄的第九遍通读了选集1～4卷。
任弼时是党的七大后深受全党爱戴的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抗战开始后，任弼时读了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战略的理论，他转变了认识，认为的许多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特别是1940年，回到延安，他在身边工作，看到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的运用，整风运动中思想领导和各种政策的掌握，他开始对“爱戴佩服”，而且认为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所以，任弼时在七大的开幕式上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同志，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从此，任弼时心悦诚服地协助工作，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之一。
以上说明，思想的提出正如思想的产生一样，不是个别人的贡献，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论说思想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理解思想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论说“思想”
邓小平说：“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的错误是‘’的十年。”（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1．）
由于“”的指导思想被宣传为思想的最重大的发展，“”本身被宣传为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由于对这些实践和思想的怀疑和抵触，被当作“反思想”而受到斗争和打击。从而造成了政治思想上极度的混乱和困惑。由于在逝世后，提出“两个凡是”严重地阻挠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还处在被批判地位的邓小平挺身而出，于1977年4月10日写信给中央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就这样，邓小平与当时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划了一道界线。这封信在党内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认为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不能搞片言只语。一方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论断，认为高举思想的旗帜，关键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而不是按同志的一两句话来办事，更不能用晚年的错误思想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以极大的理论勇气，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顶住了否定和思想的潮流，指出和纠正了怎样把晚年错误同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坚持历史真实，高度评价了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指导意义。
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邓小平说：我们要恢复思想，坚持思想，以致还要发展思想。他还说：“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9．）
正因为思想是我们党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怎样科学地评价和思想，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肃和重大的问题。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对于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后来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邓小平指出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8．）
长期以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的重要思想基础。邓小平说，如果对思想，对的评价不恰当，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6．）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他还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思想嘛……今天相当长的时间，还是要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0．）如果不坚持思想，我们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基地，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邓小平在论说思想时能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长期在培育下，对思想有深刻的认识。邓小平说过：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摆在这一代之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就准确地使用了“思想”这个概念。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思想”，这是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思想并提。
1959年庐山会议后，打着“高举思想的旗帜”这面大旗，大搞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征得的同意，在中共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思想》的讲话。指出对待思想不要庸俗化，不要割裂思想；要求在思想的宣传过程中，还应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集体领导，是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党的领袖，应该把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4．）
1975年邓小平在的支持下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针对、“”在学习思想时搞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邓小平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思想。”（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1977年提出“思想是个科学体系”，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思想的深刻认识，是他同、“”的阴谋活动和恶劣学风进行长期斗争的科学总结，也是他针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所采取的正确态度。
同思想的评价相联系的，就是如何评价的历史地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从拨乱反正一开始，就提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评价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最初讲要“实事求是”，后来又加了一个要“恰如其分”（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9．）这就是说，要评价好晚年的错误，必须恰当、有分寸，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
为了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对待的晚年错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等，先后发表文章和讲话，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要正确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继续高举思想旗帜的观点。在全党展开讨论和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奠定了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标志着全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邓小平认为起草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议》对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论思想，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纠正了晚年错误，又维护了和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拨乱反正后进行全国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既继承和发展了思想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又按照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后，邓小平就一直考虑安排接班的问题，并趁自己身体尚好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实现了交接，保持了国家的稳定性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对和思想，以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作出了高度评价，比较重要的文献有：1993年12月在纪念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的有关部分。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历史时期对思想的新认识。特别是近几年来，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出发，论说了学习思想，对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思想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次伟大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纵深的历史总结中，得出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的历史必要性。要求全党同志从这样的历史深度、从跨世纪的现实需要、从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认识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把“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素养”作为提高干部素质的高度来强调，他说“党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1-07-02．）“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我们党历来极为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学习和运用。”（注：．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1993.445～446．）
2.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对思想作了最新的表述。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个表述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建设”两个字，更完整、准确地概括了思想的内容。
与此同时，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01-07．）他说“理论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注：．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1993.445～446．）
3.在强调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论述了思想的“旗帜作用。”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一次提出了“旗帜论”。他说“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现在又写上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与此同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在实践中运用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将这一思想理论推向前进，这正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也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
正如所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注：．在第二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6-03．）
从中央三代领导集体论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思想的认识既有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共识，也有因对思想认识深化而形成的不同概括和表述。我们常说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认识的历史连续性、递进性，又进一步使我们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