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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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化/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之间的关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0)05—0012—05

建国后，为使中国尽快走向国富民强，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整个探索过程开始于1952年，完成于1962年。在这10年间，立足于中国工业化实践，专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步骤、途径和方法，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把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始终是建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导观念。但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这就使得农业发展的状况、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成为制约新中国工业化的两大关键因素。因此，重工业、农业与轻工业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它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新中国从1952年到1962年经济建设的史实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对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在工业化实践基础上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逐渐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片面注重重工业时期；初步意识到农业、轻工业的重要性，开始整体考察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时期；主张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时期；主张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期；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的时期。

一

从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写出《论十大关系》为片面注重重工业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之所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首先，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还获得初步发展，从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和轻工业的一定发展，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部条件。其次，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是注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外部条件。50年代初，美帝国主义正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国内被打倒的阶级还企图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复辟。再次，战争年代的经验，使等领导人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重工业，经济上就无法独立，国防就不可能巩固，国家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迫使等领导人形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决心和紧迫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是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有力的外部条件。建国之初，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可以说是空白，而唯一值得又被许可借鉴的经验只能来自苏联。所以，在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持拟订的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很自然地就把“集中力量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其基本任务，采取了对工业化和国计民生起重要作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点建设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的56项骨干工程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94个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这些骨干工程和中型建设项目都是清一色的重工业工程。而对苏联经验的照搬，使苏联工业化道路的严重缺陷成为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潜在问题，这在本人的思想中表现极为明显。50年代前半期，他虽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却无其后发展什么的明显交代，这与“八大”时期的他显然不同。按照有先必有后的矛盾辩证法原则，这显然不符合辩证逻辑。因此，这种思维模式必然陷入单极思维，即有先无后。在现实上，这种思想必然导致单纯而非优先注重重工业，即我们经常所言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对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形成如下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重工业是农业、轻工业的基础，它决定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当时思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的出发点是重工业，只看到了重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后两者对重工业积极作用。因此，在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伊始，只给了重工业以较高的地位和重视度，而农业和轻工业应享有的地位和重视度却在他的不经意中被淡化甚至是忽略了。

二

从1956年写出《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前，是初步意识到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开始把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时期。

“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的片面发展，造成资金材料的紧张、日用商品的短缺，粮食出现危机。国内建设中的教训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以来因片面发展重工业，致使粮食生产长年上不去，造成消费品短缺、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动乱的恶果，这一切都深深地教育了。现实促使很快诊断出病根在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片面性。于是，经过一番批判性的分析，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于1956年4月写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总结和指导性文献《论十大关系》。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问题，列为当时十大关系之首，总结了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指出了处理好这个关系的重要性，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关于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关系的思想成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我国所借鉴的苏联工业化模式作了初步的调整。其突出贡献在于联系农业、轻工业来考察重工业，首次把三者的关系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内容，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克服了前一阶段片面注重重工业的偏颇，向确定一条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还应该看到，此时对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量的层次上，即认为只要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多发展点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便不再成为问题，而没有从本质上对农业、轻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予以明确的认定。在重工业、农业、轻工业这三个要素构成的系统中，如果只给重工业的地位予以认定，等于说对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明晰或模糊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一阶段上的只是认识到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三者之间有联系，但没有认清这一联系的具体内容，没有正确地解释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三

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为标志，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主张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直接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归结为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主张我国经济建设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肯定了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并把这种作用与工业等量齐观，提出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并举的思想。这证明他对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及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所以能把农业的地位提高到如此高的地步，这是与当时的国情、国际形势以及全党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分不开的。

从国情方面看，1955年我国经济战线上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严峻的现实触动了国家领导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1956年经济建设的形势采取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发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并积极地提出有效措施加以纠正，取得了较好效果。经济战线上反冒进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它在等领导人的思想上敲响了警钟：发展经济必须从国情出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3]“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4]可见，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思想是从实践出发认真研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之后得出的结论。

从国际形势看，在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虽不主张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但要求对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当时比较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积累。这一事实证明，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那些长期以来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生产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家相继出现农民抗议政府、工人罢工游行的内部流血冲突事件，发泄对生活水平下降、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状况的不满情绪。这从反面证明注重重工业的同时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情况看，到1956年，关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对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已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共识，这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导思想中即可看出。八大会议曾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但重工业的建设，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有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会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

可见，在1957年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和农业发展必须同时并举的思想是在以上社会和思想条件下提出的，这表明他对重、轻、农三者关系的认识以及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

1959年，在对“”运动“左”倾错误的纠正过程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主张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这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对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三者关系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是对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新的认识是伴随着新的实践而来的。1957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经济效果。但成就的取得往往也是滋生骄傲和由自信走向自负的前提。加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状况的普遍愿望的促使，原来比较切合实际的工业化建设开始滑向脱离现实、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二次急躁冒进，导致批判反冒进，发动“”和化运动，使主观主义思想迅速转化为全国人民的实践行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急躁冒进思想的再度抬头，阻塞了他刚刚筑就的工业化道路——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的实施。在急欲求成思想的支配下，要求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仅仅依靠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这种经济方针和农村经济关系上的“穷过渡”，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即农业生产始终徘徊不前。表现在实践上，是重视工业，忽视农业，大量资金主要投向工业部门。因而，在这一时期，片面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思想又重新抬头和滋长，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下去。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是无情的，违背了它就要受惩罚。“”运动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的比例平衡关系，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生产大幅度下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犯了错误，则立即改正错误。1959年下半年，他带头开始了纠“左”工作。正是在经过了这次严重挫折之后，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有了更新的认识。此后，他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平衡问题，并指出了经济工作中应抓的三个平衡，即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在此，他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作为支撑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综合平衡的支柱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对过去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看法重新修正，提出新的观点。他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既是第一次明确提出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的思想，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农、轻、重”的顺序表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对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三者关系的看法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以前，不论是片面发展重工业时期，或是意识到发展重工业应与轻工业和农业相联系的时期，或是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进而强调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时期，都是把重工业放在首位，强调重工业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支配作用，以及轻工业和农业对重工业的从属和服务作用。直到这时，才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地位对调，着重强调了农业、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首要地位及重工业的服务作用。这种认识不仅切合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对我国农业大国国情的正确反映，对我国工业化过程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关于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思想没有对农业的地位作实质性的肯定的话，那么此时这一缺憾终于被弥补了。至此，要修筑的这条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终于找到了铺路基石，于是，无论谁都不会为日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总方针”的提出而感到意外了。

五

以“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的提出为标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第五个时期。

6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问题的突出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把“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1962年，党中央把这一完整思想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由于“”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遭遇了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工农业生产连年急剧下降，而且比例严重失调。在“以钢为钢”的方针指导下，片面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温饱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成为当时物质生产发展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严峻的现实迫使冷静思考中国所走过的曲折的建设道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主张调查研究，继续探寻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针对1960年夏收之后粮食供应仍然紧张的局面，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全力以赴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该指示中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强农业工作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这是全党也是对工农业生产关系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在工业生产方面，主张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精减职工人数，但要求努力增加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以稳定市场。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上，肯定了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自1961年九中全会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由于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取得了显著成效。1962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1961年略有增加。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也产生了积极效果。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少的手工业产品及某些当时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1962年1到8月的产量，都比1961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成本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有一定提高。因此，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继续贯彻执行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作为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作了12项政策规定。主要有：规定发展农业是我国统一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各行各业都要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规定了工业发展的方向，适当提高农业投资比例，稳定农业征购任务等。

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形势稍有好转，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稍能得以支持后，立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要完成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工业化。1964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开始孕育。这次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会议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作为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阶段的主要方针。要求工业和各个部门，认真作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指导下，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使之得以迅速地恢复，并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已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平衡发展。

纵上所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以重工业为独立先锋为中国工业化打天下，经历孤军深入后备不足的挫折后，转向以重工业为核心，把农业和轻工业逐渐拉近重工业并为其服务，直到农业为工业奠基，以便让工业有充足的后劲踏踏实实地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认识，经过了四次修正和提升，虽然每次修正和提升往往以挫折的代价为前提，但每次修正和提升都较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历程昭示人们，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重视轻工业对人们生活的保障作用，否则，社会难以稳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也就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2][3][4]《著作先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722、796、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