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形成标志兼和许德波等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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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思想形成的标志，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许德波等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思想》（下称许文），提出：“1938年9-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是思想形成的标志。”我们感到此说法明显论据不足，许德波等同志将思想的形成、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等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我们认为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值此《反对本本主义》发表70周年之际，我们特撰此文以为纪念，并求教于许德波等同志。

一、思想的形成与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思想的成熟具有不同的内涵。

1.思想的形成是指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活的灵魂”已经形成。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的科学涵义作出了完整和准确的概括。决议指出：“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根据决议的表述，我们认为，思想科学涵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毫无疑问，思想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晶，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它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思想，又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主要是的思想，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决议还指出：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根据决议的论述，我们认为，应以是否具有思想的基本形态作为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志。而所谓思想的基本形态，应该包括这样两方面：其一，思想的主体部分，包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纲领和政策的制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理论上的阐述，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革命路线、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在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等问题的基本解决。其二，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已经形成。

以上就是思想形成的标志，其中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提出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标志。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集中阐述这个问题。

2.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指不仅在事实上起主要领导人的作用，而且在组织上担任全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诚如许文所说，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1935年1月，中共中央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根据红军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但无论党的工作，还是军事工作，均非主要的负责人，因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是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在军事上的帮助者。”（金冲及主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遵义会议后不久，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在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由于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崇高威望，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以及他和、王稼祥的关系，使他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在实际上取得了对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指挥权。随后，在指挥下，中央红军粉碎了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分裂主义，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提高了在全党全军的威信，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主席，、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为适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新形势，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12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由23人组成，为主席。至此，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职务上都成了党的最高军事领导者。

遵义会议后，不仅逐步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而且作为政治局常委，他自然也参与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策。在确实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开展统战工作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党的工作涉及面广量大，但战争和军事工作显然位于首位。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取决于红军对陕甘根据地的保卫和扩展，因此先后有“东征”、“西征”之役。对军事不大熟悉，战略部署、军事指挥均倚仗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军事工作更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日益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37年11月29日，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王明（陈绍禹）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下车伊始，就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批评，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强调抗日高于一切，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而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王明的观点迷惑了许多同志，在党内颇有市场。但毫不气馁，始终抓紧军事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迅速展开，站稳了脚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也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和抵制，只是对长江局和华中地区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送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的特点、困难和阻碍。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党的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页）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共中央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确立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批准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确认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为主席。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传》第649-651页）至此，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形式（职务）上都成为中共中央的最主要负责人，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

3.思想的成熟是指它“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遵义会议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并逐渐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政治谋略得到充分的施展。使他有条件站在制高点上总揽中国革命的全局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对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迫切需要，也都为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提供了条件。

红军长胜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经过直罗镇战役以及东征和西征，巩固了陕甘根据地。相对稳定的局势，使有可能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而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传送到延安，也使得有机会较多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略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许文为了论证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思想”的观点，不惜笔墨，引证了许多材料，但却“遗漏”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材料，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826页）我们不难看出，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思想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大致是在1925年以后和1935年以前，而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思想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1935-1945年间达到了成熟，其标志是“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根据对决议和理解和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我们认为，1938年10月至1940年1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人合著）、《新民主主义论》等三篇文章，是思想成熟的标志。因为这三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及其相互关系，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辩证关系；在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一系列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表明：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思想已经成熟。以后经过运动，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正式把思想确定为全党工作的指针，并载入党章，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显而易见，说“土地革命时期没有形成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二、《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是思想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成熟与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

1.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活动家们就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此时的虽然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他在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事统一战争工作的丰富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对新民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从1925年冬到1927年春，先后撰写《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表现和作用；着重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出发，阐述了它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充分肯定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透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他们在革命中具有矛盾的态度，要防止他们扰乱我们的阵线，根据以上分析，初步概括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逄先知主编：《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联合出版第41页）不难看出，在这里，党的新民主义革命总路线已具雏型。但是，由于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就全党情况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还不能够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后期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使党无法抵抗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反动政变，致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2.为了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坚决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会议发言中，从国共关系、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特别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它表明，国民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已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纷纷换下皮鞋，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和山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群雄并起，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陆续创建了海陆丰、井冈山、洪湖和湖鄂边、赣南和闽西、豫东南、鄂东北、皖西、赣东北、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群众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了开辟、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完整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首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1928年10月，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该文系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之第一部分。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他从五个方面对这种“奇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条件；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还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年谱》上卷，第225页）同年11月，在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全面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并对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在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建党中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问题，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930年1月，在给的长篇通信《星星之火，可能燎原》中，根据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新鲜经验，以及其它农村根据地的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着重论证了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选集》第1卷，第98页）既然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在中国革命中之地位如此重要，那么，党的工作重心显然应该放在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方面，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结合在这封长篇通信中对“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的批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其次，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党和人民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相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在党和红军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构成的情况下，如何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艰巨的课题。从实际出发，冲破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党员成份决定党的性质”的教条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系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下，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问题。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之后指出，党内之所以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固然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有关，“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选集》第1卷，第85页）要纠正这些不正确思想，就必须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选集》第1卷，第92页）要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的这些论述，系统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重要课题，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保证。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领导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再到赣西南《土地法》，逐步形成了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路线，以及没收地主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与原则。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12月下旬的古田会议，不断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系统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选集》第1卷，第86页）规定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由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在红军内部实行官兵一致，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在军队外部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注意瓦解敌军等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还在实践中，解决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至1930年1月，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也从理论上完整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问题，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瞿秋白、、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对它的形成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3.1930年5月，针对当时党内和军内盛行的“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为《调查工作》）一文，在党内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精辟地阐明了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到群众中去做调查，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斗争策略的思想路线。

首先，《反对本本主义》批评了“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是思想的基本特点。

指出：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上级指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是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选集》第1卷，第111-112）显而易见，在这里已经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批评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其次，《反对本本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将实事求是与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针对当时共产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党内的“本本主义”，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选集》第1卷，第109、112页）。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统一的、一致的，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需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

再次，《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既然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然“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不言而喻，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共产国际是不可能透彻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选集》第1卷，第115页）这一论断，一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另一方面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

不难看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已经初步形成了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表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并初步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也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思想的基本形成。

总之，自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近10年的艰苦探索，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并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思想，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以上看法是否正确，敬请许德波等同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