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建设道路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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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十分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注：《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39页。）“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注：《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212页。）他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著，构筑起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思想方法层次上，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正确思想方法的先导和前提，它通过解决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的矛盾从而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开辟道路；

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这是在思想方法上的突出贡献。正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调查研究引入社会实践之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三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分析方法。其中包括：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要“两条腿走路”、学会“弹钢琴”等；

四是阶级分析方法。这是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然而由于晚年将之绝对化从而导致严重错误的发生；

五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它体现了一般与个别、民主与集中、群众与领导相结合；

六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思想方法，也是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当之无愧的方法论大师地位。

由于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方法论系统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层次结构。其中处于最高层次的一般哲学方法论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世界观转化而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包括调查研究、群众分析、阶级分析、矛盾分析和独立自主；应用于特殊领导和个别对象的具体方法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调研方法等。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世界观决定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又制约了具体的领导、工作方法，由于世界观科学程度不同，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运用正确的方法保证实践活动的科学性，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如果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非科学性，任凭主体者实践的动机是如何的美好、愿望是怎样的真诚，都可能导致目的和方法的背离，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晚年实践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两者关系的历史注脚。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从晚年方法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和曲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领导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基本的现代化模式已经客观地形成，由于中国滞后产生的效应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表现出选择性特征，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中国革命初期一样，历史地走上照抄照搬的歧路，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又预示着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命运。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举步的时候，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矛盾、缺陷通过比较激烈的形式暴露出来，为目光敏锐的和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首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来建成这种社会主义，伴随探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具体问题，即中国的基本国情、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两种不同制度现代化建设中相同和相异的历史规律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究其实质，是分析和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动力、任务、前途的过程。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蕴含了方法的不断调整和运用。而方法运用的好与坏总是和探索实践的成功和曲折紧密地叠印和共生的。沿着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20年跋涉的探索脚步，考察他晚年方法论的曲折发展，就其基本倾向初步分析，曾经历了三次曲折和反复。

第一次反复是从1955年末开始，经过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为转折标志，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前为止。前段是以前方法论思想的合理延伸和正确把握运用，同时，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断言，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则必然导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建成。可惜，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正确的思想方法受到冲击和损害，随之，探索虽未完全中断但受到严重干扰，产生了变奏。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轫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在制定这条总路线时，他深谋远虑地分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并运用矛盾学说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阐明了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和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迫切地显露出来，的探索也就此开始。1955年底，编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考的一部分成果。其间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尝试。这期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主要成果凝结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两篇文明表明运用正确思想方法从政策、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初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理论成果。日后屡次追叙，他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又说，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可见，对自己在这段时间探索是肯定和满意的。成功的实践是正确思想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1）通过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认识中国国情，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给以“一穷二白”的形象化概括；（2）对待苏联建设经验和斯大林问题，采取了不盲从的独立自主辩证分析的态度，既看到正确的一面，又没有忽视错误的一面，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鉴”的思想，避免了跟随赫鲁晓夫犯简单否定的形而上学错误；（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紧紧把握住分析对象的特质，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和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矛盾的历史同一性和历史差异性，从而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前提下，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行产生的，并进一步独创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以及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基本构建起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学说体系；（4）运用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既不照抄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三条路，即“中国工业化道路”；（5）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提出是群众路线的结果；（6）“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平衡、协调发展是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运用；（7）、“双百”方针是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而提出的指导方针，体现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表明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促进的认识深度。

历史无法要求刚刚开始的探索完美无缺地弄清一切问题，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探索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并予以今后的探索以消极影响，与此相对应，某些错误的思想方法也初露端倪，潜藏下今后反复的隐患。首先，在分析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偏重于从政治、思想等领域入手，忽视经济领域，对经济管理探索思路未转向主要以经济办法调节管理经济；其次，随着整风向反右派斗争的转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告诫：“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页。）由此表明，晚年思想方法悄悄地微妙变化的到来；第三，没有用更为稳定的形式将探索成果加以巩固，而是习惯地采用一般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脆弱动摇。

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偏离正确的轨道，主要表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和建设速度两个问题上，导致探索实践出现曲折。从方法论上来分析：第一，重新沿用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法，在阶级划分和估量上出现混淆界限，人为夸大敌对阶级的力量，从而导致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由原来的人与自然（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位移到人与人（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上；第二，对群众路线的不自觉误解和误用。一方面，试图继续用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群众（主体是农民）中的落后心理和自发意识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从，将“”、“”、“大民主”等建设方法的产生看作是“群众的发明创造”，从而认为坚持这些，就是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妨碍了对错误思想方法的反思和纠正；第三，为实现以抽象可能性为基础的某些社会主义空想目标，企图通过无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物质、技术力量的不足。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种速度效率型模式，以牺牲客观规律为代价却迎合了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愿望，就此蕴含了某种失败的必然性；第四、取消矛盾运动中的相对静止，在转化形式上偏重对抗等剧烈方式，忽视其它丰富多彩的形式，工作中把阶级斗争作为各种矛盾转化的主要条件；第五，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割裂了与发展阶段性的统一。这段时间，思想方法的错误是以主观主义片面性为主要特征的。

分析这段时间的思想方法论不能无视他留下的重要方法论著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它是不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正确的路线，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方法的产物。文章不仅包括工作方法，而且具有综合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种层次方法论的“百科全书”性质，其中有建议性条目，又有思想性的条目，还存在重复交叉现象，是正确和错误因素相并存的复杂组合体，理论形态上带有探索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原始粗糙的痕迹。此外，在这个期间发表的多次讲话中也闪耀着方法论的思想火花。如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要求干部克服官僚主义、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对任何事情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求全党重视学习经济、科学、抓技术革命，改变经济落后、精神上的被动状态等。

总之，探索实践的第一次反复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复杂情况：有的是正确的东西被错误的外壳包裹着，有的是理论正确，实践中却出现失误；需具体地分析剥离。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在“突出”和“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原则下走向反面的。倾心于发动“”推行“化”运动，并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正是他晚年悲剧的深刻性所在。邓小平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第二次反复是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经庐山会议为转折标志到1960年底以前。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这段时间里，由于错误的思想方法带来盲目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共产风”、命令主义、瞎指挥和浮夸现象也随之出现，引起了的深深思考，他率先起来纠正“左”的错误，逐渐地部分恢复了实事求是等正确思想方法，克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和以往一样，每当实践遭到挫折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求助于两件武器：一是向实践作深入的调查；二是向书本请教。新的探索也是以1958年底向全党发出读书的建议为起点的。第一，从思想方法上分析失误产生的原因是存在着主观主义，提出反“左”的片面性。重新注意综合平衡和批判盲目性是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恢复。还进一步检讨了自己过去的注意力，认为“主要注意力是搞社会关系，像整风反右，那些属于革命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没有注意。”（注：《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8页。）第二，针对“共产风”，提出了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批评了那种试图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做法，部分肯定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则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开始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坚持了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第三，重申了所有制上全民和集体的区别，坚持用按劳分配来克服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但是应该看到这次探索和前次探索的区别，实际上，这次探索是和纠“左”相汇合，即便是纠“左”也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进行的，带有强烈的不彻底性，因此，二者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是与正确思想方法没有得到全部恢复有密切关系的。要使思想方法完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必须解决两个带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一是方法与实践的冲突。真正清理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左”的片面性，其前提是敢否定运用这种片面思想方法产生的错误实践，而不仅仅只批评命令主义、“共产风”、浮夸等表面现象，当时的认识显然尚未达到这个深度，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他对正确思想方法的恢复和纠“左”实践带有不彻底性和短程性；二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应该看到，“三面红旗”错误实践带来的直接严重后果促使对自己探索的独特建设方法的怀疑和反思，姑且不论这种严重后果到达那里是否已被人为地削弱，但有一点必须肯定，要完全无视这种事实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严重的事实判断面前还不考虑改弦更张呢？因为心目中固有的价值判断并未因此而受到动摇。自然，就没有可能让从根本上考虑抛弃与其价值观点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矛盾或称不同步严重影响了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后来出现思想方法和实践反复在正确——错误——纠错——再失误中循环摇摆的重要原因。这是研究晚年应注意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它规定了只有在后由邓小平来历史地承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等实践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当时中央其他人的深刻理论思考，这种觉悟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志，他卓尔不群地提出应从方法论上来反思。在庐山会议上，恳切建议会议要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感慨地说：“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注：《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他提醒人们，经济建设在强调“特殊性”时，不能同普遍规律对立起来，明确指出，要承认“普遍规律在我国建设中同样起作用”。（注：《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页。）即使是罢官以后他仍坚持认为《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大生产的共同性。这充分表现出他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可惜，正确的意见非但没受到重视，反遭到误会，进而给以组织处理。全党因此从反“左”走向反“右”，由此，标志着纠“左”和探索进程的中断，阻碍了思想方法的进一步恢复。

庐山会议后，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向错误的方向又迈了一步。误用阶级斗争来观照在庐山会议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党内存在的分歧意见，结果认定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继续和表现，这种把党内矛盾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的认识，大大强化和扩展了阶级分析法运用的错误方面。

第三次反复从60年代初开始中间经历了八届十中全会到“”前的转换直到去世。从思想方法看，这一次探索正是随着号召全党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议把1961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开始的。为了纠正前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并高度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缺少。在探索实践已无力发展之时，调查研究无疑给新的探索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对国情有了清醒的估计，延长了对发达国家赶超战略的实施时间，降低了调子；第二，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引导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在系统的调研基础上，中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制定了经济调整的方针，了一系列工作条例；第三，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使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疏通了联系渠道，使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方法得到了加强；第四，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探索所总结的基本经验。

上述正确思想方法的恢复是随着全国性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这种恢复并不是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和对自己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错误办法的自觉，故还谈不上自己起来彻底清理理论是非。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此后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的大论战实质上就是围绕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和不同的建设方法两个问题展开的。这场大论战虽然客观上促使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但在大论战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存在严重缺陷，阻碍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在思想方法上催化了搬用马列经典的教条主义，窒息了思想的生机。

“”发生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受到严重破坏陷于停顿状况，正确的思想方法由于、“”的蓄意歪曲遭到空前的摧残：群众路线被“大民主”取代，并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阶级分析法被曲解简化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公式；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采取发动“”形式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唯心论泛滥成灾。

回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和思想方法论20年里所经历的三次反复互动的历程，正应验了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在反复过程中，党内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及其如何建设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第一次，冒进和反“冒进”之争；第二次，青岛会议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不同意见；第三次，庐山会议上关于“”的分歧看法。第一次矛盾焦点是建设速度问题，争论双方的共同基础是经济建设；第二次争论导致了对把阶级斗争确定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肯定，直接动摇了经济建设的共同基础；第三次争论在错误之路上又迈出一步，把阶级斗争从党外引向党内。三次争论是错误实践的步步深入，而每次争论都是对立的思想方法之间的直接交锋，恰好反映了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三次反复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正确和失误两种倾向并存交织。晚年实事求是和脱离客观实际的两种情况都存在，影响到他对方法的把握和运用好坏两种可能性，并进而制约了探索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实践的成败总是伴随着思想方法的正误而出现，这种共生现象是由方法和实践的关系决定的。饶有兴味的历史现象往往告诉我们：方法把握和运用并不取决于主体者是否承认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承认了方法论原则不等于就能坚持并在实践中贯彻，有时甚至走到它的反面还不能自觉。这也是欲解开晚年实践之谜必须注意的。忽视了这一点，容易导致对的研究和认识的巨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