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共产党根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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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共产党的生命线。党生存和发展的每一时刻，党取得的每一成就，都离不开群众路线。同志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推进者和实践者。同志一生的思想和业绩集中到一点，就是唤起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群众路线是贯穿思想全部内容的一条主线，具有持久的价值。认真学习同志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忠实继承我们党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同志的最好纪念。

一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在我们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于1928年11月李立三同志根据中共六大一的路线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的谈话之中，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p565)但用语不大明确。1929年9月，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不仅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而且赋予比较明确的含义。这封指示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红军所到地区，“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在论述筹款工作时，提出“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论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问题时，又提到“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2](P35、36、39)这里已包含了我党群众路线的一些基本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能单纯地打仗、从事军事斗争，而要把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作为重要的任务；文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细心的群众工作，使群众亲身感受到党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从而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而不能“单独去干”。

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作了准确、完整的论述，为它的牢固确立和全面执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同志。早在1929年12月，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论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时就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3](p548)1933年至1934年间，同志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农村调查报告，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聚集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形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的道理。他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要动员群众投入革命战争，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使群众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从而拥护革命，“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p59、62)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普遍实行的方式与方法。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他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说无论是革命工作还是经济建设工作都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主张实行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群众化的方式”。[5](p124)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义中，他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6](p269、274)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经过10多年的实践，对于各项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抗日战争中后期运动的深入展开，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重大发展，同志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1943年6月，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精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透彻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且指出，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569)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重要文件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从此，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清晰明确的科学内涵，有了鲜明准确的表述形式，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p834)在党的七大上，同志用鲜活凝炼、铿锵有力的语言说明了群众路线的威力，道出了我们党无往不胜的奥秘：“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7](p592)解放战争时期，同志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7](p644)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的新情况、新要求，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同志致力于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他认为，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无限的创造力，党的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1957年春天，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9](p459-460)1958年的“”运动，严重败坏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大大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在领导全党纠正“左”的倾向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在1959年3月29目的党内通信中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信中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10](p167)同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前期分析“”的教训时，同志把“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列为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一。[11](p80)可惜由于随后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些正确认识没能坚持下来。到了1961年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同志重新提出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一年4月，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入应当进行重点调查的“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中，并且提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风。[11](p268)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当时严重困难的形势，同志提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他疾呼，共严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该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他谆谆告诫与会的从中央到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他率先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及由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承担了“第一”责任，为全党树立了向人民高度负责的榜样。同(㈣蛳∞s删同志即使在晚年，在他错误地发动了“”，群众路线完全为破坏性的群众运动(称之为“运动群众”更确切)所代替的情况下，仍然阐述了一些正确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观点，例如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要搞恩赐，不要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等等。总之，同志为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地努力，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这个过程，正是思想从酝酿到形成、到成熟，又不断发展的过程。完全有理由说，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从而创立和推进思想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确立和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思想是群众路线的载体，群众路线是思想的灵魂。

当然，群众路线同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都为它的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作出贡献。这里特别要提到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若干精彩论述。1945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地阐述了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的几个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12](p348、342、348-354)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联系1958年以后觉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3](p400-401、404)195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深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涵义，他说：“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着重强调了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党实行群众路线的意义：“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4](p217、221)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理论的精确阐述和创造性运用，大大丰富了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宝库，成为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毋庸置疑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这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及其丰硕成果，充分显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性和强大威力。

二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理论上说，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的实质，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既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革命，又是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的革命，它不但区别于历史上驱使大多数人为极少数人谋利益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也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由少数“英雄豪杰”包打天下的天马行空式的革命。《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p283)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全部活动中，无论是向反动统治阶级的夺权斗争，还是执掌政权后的建设工作，不仅要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唯一宗旨，而且要无限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革命的各项任务。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6](p609)《国际歌》也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锻造的一种工具，它的责任只在于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包办人民的事业，代替人民的斗争，企望把一个美妙的世界恩赐给人民群众。我们党信奉这一真理，坚持这一原理，鲜明地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党要实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把亿万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只能来源于亿万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民群众。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保证人民的事业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群众中来”，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要能动地进行科学的抽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种科学知识，将分散的、零碎的群众意见，经过综合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是说，把群众的意见化为领导的意见，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经过“集中起来”之后的领导意见，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因而就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实际运动。然而，认识过程并没有到此完成，领导的意见还需回到实践中去，就是经过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即“到群众中去”(这是形成集中的、系统的领导意见的目的之所在)，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实、提高。至此，一个认识过程才算完成，一个新的认识才又开始。由此可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既是领导思想逐步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也是实际运动逐步展开和推进的过程，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过程。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实践上说，源于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环境极端艰苦和恶劣。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作为革命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深受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压迫、剥削的广大民众，有着摆脱三大敌人压迫、剥削的强烈愿望，很容易被动员、组织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来。我们党从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置身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有无穷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险的关口也能闯过，再凶残的敌人也能战胜；一旦脱离人民群众，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必将陷入灭顶之灾。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志一再比喻的“鱼水关系”，[9](P454、460)又如斯大林多次讲述的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与大地母亲的关系。[17](p148)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畅行无阻；英雄安泰靠在大地母亲身上，一往无前，无敌天下。鱼一旦离开水，不仅发挥不了特长，而且很快就会枯死；英雄安泰一离开大地母亲，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当即毙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对如此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通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规律，深刻认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牢牢扎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同他们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善于正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率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先进性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说：“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8](p646)

由上可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根本条件，又是实现正确领导的首要前提，还是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决定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的活的灵魂时，作出一个深刻揭示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高度浓缩党的历史经验、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论断：“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19](p834-835)由此可知，是否尽心竭力地坚持群众路线，千真万确是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如果说，坚持群众路线在我们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推进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现阶段，就尤其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业无比宏伟、艰巨，面临着许许多多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困难与风险，没有亿万人民的积极参加，是决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是因为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50多年，这既使它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征程中做出越来越多的成就，赢得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赞誉，又使它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更易于滋长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是由于长期大权在握，更易于受到权力的消极作用的腐蚀，使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颠倒了党与人民的位置，似乎党不是人民的工具，而成了人民的主宰，不是党组织听命于人民，而是人民唯某些党组织之命是从，不是党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人民为某些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各种好处，不是党组织和党员细心倾听人民的呼声，而是人民接受某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训示，等等，从而拉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近几年来，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0](p53、65)这句话的前半句阐明了我们党的特点，反映了我们党光辉战斗的历程，后半句指明了执政的地位更易于使党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对于执政党的极大危害。这是一个正确把握党的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这里说到的危险性，在我们党连续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显得更现实、更严重。因此，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厉行群众路线，就具有更加实际、更加紧迫的意义。

当前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一方面要进行思想教育，唤起全党对群众路线的自觉。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少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许多人对群众路线的思想知之甚少，对群众路线的作用体会不深，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应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的方方面面，包括群众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群众路线同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关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及其丰功伟绩，等等，使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于群众路线的来龙去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坚持群众路线在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经济社会生活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增强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应当着重宣传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立党为公，说的是建党的宗旨、目的，就是要为国家的昌盛、民族的繁荣、社会的进步这个“公”而奋斗，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个“公”而奋斗，决不谋取一党之私或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诚如同志所申明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7](p483-484)执政为民，说的是党执掌政权以后的作为，就是要运用国家权力更有成效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立党为公的宗旨在执政时期的体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党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实际，贴近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掌握民意，既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见解，也注意倾听普通百姓的诉求，广泛集中群众的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任何决策都要以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取舍的依据，既不强制推行领导机关认为适当而大多数群众反对或暂时不理解、难以接受的决策(这类决策可能是领导机关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作出的，并不真实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也可能是大多数群众还没有那种自觉和自愿，实现的时机尚未成熟。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应当暂时搁置，重新研究)，又满腔热情地对待大多数群众强烈要求而领导机关尚未意识到或不准备实施的事项(出现这类事情，可能是领导机关落后于群众的表现，也可能是群众不了解情况所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应当认真检讨，积极应对)。一言以蔽之。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所有这些，正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因此，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内在地包含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深入人心，也就在实际上使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人心。

当前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应当在硬约束上下功夫，建立完善的制度，形成严密的机制，促使全党对群众路线的遵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基本上停留在思想教育、组织要求的层面上，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向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灌输群众路线的思想，启发其自觉，调动其热情；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提出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要求，以党性观念为依托，而不大注意制度建没、用刚性的约束保证其实施。这套办法在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时期和执掌政权初期，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备尝夺权的艰辛、深感民心的重要，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的职业革命者手里的时期，是有效的，可行的，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我们党连续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手里的条件下，仅凭这一套办法就不完全行得通了。新一代领导者是接过现成江山的人，没有打江山时期那种由无到有，天下之心，寸寸收之，日积其功，如履薄冰的经历，缺乏对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趋势的切身感受，他们在思想信仰的坚定、政治立场的鲜明、历史使命感的强烈、工作作风的扎实、自我约束的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同老一辈领导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缺少老一辈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形成的那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深情厚谊，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思想教育、党性要求这些软约束就远远不够了。这也为大量事实所证明。应该说，我们党历来重视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尽管其内容有待深化，其方法也须改进。党的所有文献，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和报告，到各级党组织制定的文件，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到党的各级组织从事各项活动的部署、安排，等等，无不载明群众路线，无不倡导群众路线，力度不可谓不大，份量不可谓不轻，然而其成效却很难令人满意。这说明，在现阶段，单纯的思想教育、党性要求，已无法使群众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群众路线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不能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创新，不能墨守成规、一味地照搬老办法。应当在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强化党性观念这些行之有效的传统形式的同时，开辟新的途径，尤其是建立制度，形成机制，用刚性的约束力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1](p333)这是对我们党执掌政权以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应当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细化为各种具体要求，用一条条制度规定表达出来。要尽可能全面，凡是群众路线涉及的问题，都要有相应的规定。例如，每一项重大决策，应当在什么范围，通过什么渠道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要求，运用什么方式作出；对于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的问题，应当由哪些部门、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解决；哪一级干部，应当由什么人、在什么范围，采用什么形式任免，如何实现党员和党外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各级领导人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社情民意，如何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等等，都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要相互配套，前后呼应，对于制度规定涉及的各方面问题，都要赋予确切的涵义，有准确的解释。要有惩处性规定，不仅要规定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要规定不照此办理，后果如何，该追究什么责任，追究谁的责任，由谁通过什么方式加以追究，等等，既易于认知，又便于操作。此外，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交通通讯的发达和信息传播的便捷，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了新的要求、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的形式、新的途径。对于这一切，也应当积极探索，逐步通过制度反映出来。总之，要把群众路线的种种要求用制度安排体现出来，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形成一套用制度管人、以制度治事，遵循规定一路顺风，违反规定到处碰壁的机制，即是说，把抽象的思想认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使基本上属于说服、劝导性的软约束变成制度安排的硬约束。这对于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只不过使他们的行为更规范一些罢了；对于缺乏自觉性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强制力，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得执行，久而久之，就会逐渐成为习惯，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执行。

切实做好上述两方面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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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C]．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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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

[10]建国以来文稿：第8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12]刘少奇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1．

[13]刘少奇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5．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

[15]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7]斯大林文选：上卷口[M]．人民出版社，1962．

[18]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C]．人民出版社，1982．

[2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人民出版社,2002．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