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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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十分必要。这就需要我们贴近时代、把握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掌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之联系。

【关键词】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第一，关于现代化的维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制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际上开始了被动现代化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从属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从属于西方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包含着对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又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契合国情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指导：“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吸取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转向主动，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此即中国现代化维度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思想正是这一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

第二，关于社会形态转型的维度。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这两大历史任务表现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即要求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实现向以工业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后者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道路选择。20世纪上半叶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独具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革命性质，决定中国既不可能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亦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设计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指明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成为弥合这一“两难”境况，完成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社会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科学选择。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的维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形成西学“中国化”之流变：先后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尝试等。五四以后，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更是相互激荡，蔚为大观。但是，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演绎与实践运动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流。思想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成功的首创之作。

四、思想的价值尺度：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经过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与翌年的中共十二大的补充，思想有了确定的科学涵义，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界定了思想的内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疑问。但是，这一回答远远不足以导致分歧的终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对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一种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干理论，另一种是全然否定其现实价值。显然，在思想科学涵义的视野中，准确掌握评价的尺度，客观衡量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价值，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找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束缚。

其次，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但这些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当时的实践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下去，有的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再次，这一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点，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还要对这一时期探索的失误之原因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准确的分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表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一些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在上述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下，我们应当对于思想中一些观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给予科学的评价与估量：既不是拔高，并以此来低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贬低，避免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五、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将有助于明证前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其中，思想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方面的同一。

第一，同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确立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流来源，并同构于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

第二，同一的思想精髓。针对“教条化”与“神圣化”的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赋予作为中国古代学风的“实事求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迷离，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针对巨变中的执政条件，张扬“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第三，同一的方向与路径。一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另一方面，又都基于中国的实际，设计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色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基本精神，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所未及充分“发挥”的是民主主义的生产力要求，思想据此论证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主主义的制度要求当然已不复存在，但生产力的要求仍无法漠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体现了“两个必然”，又体现了“两个决不会”。

第四，同一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缺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一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若干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及完成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在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难以跨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同一性，虽然历史的螺旋发展令后者相对于前者处于更高的环节上。

第五，同一的根本手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手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目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扫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他晚年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背离了思想。邓小平摈弃了晚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力思想；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同样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将生产力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其中首要的“代表”。因此，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之一脉相承的根本手段。

第六，同一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标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邓小平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检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内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把最终达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同志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显然，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最高价值标准。

证明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思想所具有的恒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正如其所前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如其所后启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源于其科学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