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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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著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著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济彬，蒲仁．著作引语成语典故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晋．幻想与现实——与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性格[J]．思想论坛，1991,(3)．

[6]滕纯．教育活动纪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7]张贻玖．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8]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1]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