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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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历史观最基本的特征是唯物史观。1.从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看，的历史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这被视为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区别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宇宙观上的不同，认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2]。1949年8—9月，为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历史观，在《唯心主义观的破产》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是反对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3]。同年11月，阅读了吴晗撰写的《朱元璋传》后，写信给吴晗：“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4]。195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5]。从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并号召人民将其用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之中的。2.从历史方法论来看，所采取和创立的一些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强调在研究历史时，必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主要武器，通过对人们经济地位的考察来区分社会阶级的分野并认识他们的政治态度。肯定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改变只注意孤立的描述政治事件，而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过程的研究。他曾指出：“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结果”[6]。而且他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出发，不仅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特点对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而且将封建时代的人们划分为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这就十分有利于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最为明显的体现。而且在的影响下，在中国史学界确立了这一方法论。其次，将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资产阶级历史家完全否定历史事实的独立意义，认为历史事实是由学者“创造”出来的，没有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则鲜明指出历史事实的独立意义，认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正确阐述了历史事实与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以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7]。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总结为：“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但毕竟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8]。因此，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再次，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指出，应摒弃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由部门到综合的科学方法。他主张“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9]，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0]。分析和综合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方法。提倡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对中国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和超越。3.从提出的一些历史理论看，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原理。（1）历史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新旧事物始终处于相互斗争之中，其最终结局，必然以新事物的胜利而告终。则强调，“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指出：“任何事实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的曲折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11]如具体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转化，以及资本主义又是如何被社会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12]（2）矛盾运动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的运动，而且矛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实现的。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13]。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斗争中得以不断发展的。强调，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他认为，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当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况。”当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压迫形式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人之间的矛盾，如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而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14]（3）规律制约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也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遵循着一定的必然规律，而不是完全依照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地变动，毫无必然性可言。在这点上，同样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通过认识和运用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关于规律（包括历史规律在内），有着精辟的论述，在《实践论》中，他论述了人们取得成功与掌握规律性的关系，论述了如何认识规律的方法，论述了掌握规律性的目的。[15]一生都在研究中国革命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依照对规律的认识去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并在一些方面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论断，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16]的规律，如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规律，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指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17]，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规律等。4.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借鉴历史文化遗产和吸取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原则。（1）古为今用。自“五四”以来，在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存在着盲目崇古和对古代文化完全否定的两种错误倾向。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18]。1960年12月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19]。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由于善于批判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所以他善于古为今用，如他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0]。（2）洋为中用。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1]。又说：“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2]。但这种吸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3]，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财富的态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怀，他是站在全人类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世界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的。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人吸收、继承、发展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二革命史观是历史观最为鲜明的特征。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的卓越领导者，不是以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全面论述，而是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来概括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部分。他的研究和论述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因而在实际研究中，的历史观明显地表现为革命史观。可以说，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全部论述都是围绕革命史观而展开的。“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24]它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或中国化的一种理论表达形式，又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史观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革命发展论革命发展论的形成，经历过一个转变的过程。尽管他很早就立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但由于早年的深受康、梁改良思想的影响，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来进行，并为此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社会改良和湖南自治鼓吹呐喊。但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南北军阀集团不断混战的现实，使幡然醒悟，对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重新作了分析：“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5]。几日后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应用俄国式的方法”，“赞成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组织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26]。它与政治改良运动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此，与政治改良的方式完全分手，走上了发动和领导革命的道路。极为重视革命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仅以毕生精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而且从理论上作了长期的、从未间断的探讨，形成了意义非常重大、影响十分深远的革命发展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发展论综合起来有如下几项内容：（1）他用农民革命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指出从秦朝陈胜、吴广起义至清朝太平天国的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7]（2）他用革命来概括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然后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许多个别的阶段，“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28]（3）他把整个中国革命划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又把前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小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的这些论述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最基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完全满足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成为中国革命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正确指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可以说就是革命发展论的胜利。2.人民动力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人们对历史的动力问题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重大缺陷，“帝王中心论”、“英雄史观”流行，少数大人物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创造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忽视。唯物史观彻底扭转了这种错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但强调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群众。肯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在人民群众问题上，完全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无不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热情讴歌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送去坟墓。”[29]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30]。抗日战争时期，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更进一步指出：“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只要将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日本侵略者就会“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32]。据此，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并通过人民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将人民的力量与原子弹和反动派的力量作了比较，毫不含糊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3]人民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的科学论断。3.阶级斗争决定论从现实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并且将其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他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等的评价，无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进行，因而的历史观具有阶级斗争决定论的特征。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唯心主义。”[34]他断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革命功利主义者”的历史研究原则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赋予历史以政治生命力，使其始终为革命斗争服务，为达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历史研究的原则。首先，他要求研究者善于识别风向，指出：“唐朝刘知几说，写历史要有才、有学、有识，识不是指知识，而是指看到风向。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35]也就是说，要求历史研究者牢牢把握好革命的方向，使其研究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用以指导革命。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继承和吸收中国古代和世界其它国家优秀文化遗产的原则，如“古今中外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薄古厚今”等，提出对于一切东西，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外国的，“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6]将这些原则作为自己研究历史和指导我国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则，从古今中外历史上吸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大大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进行。三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是历史观的两大基本特征和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是紧密联系，有时甚至是合二为一的。唯物史观是前提，如果没有唯物史观，其革命史观便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些原理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具体化；唯物史观寓于革命史观之中，唯物史观通过革命史观得以在中国史学界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革命史观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且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它显示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并促使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战争这一特定的环境中，革命史观的许多论述和概括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平建设环境的来临，反映在的革命史观中的一些论述和概括与历史研究的现实的需要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继续坚持的这些论述和理论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就要求我们对革命史观中的一些内容重新认识。尤其是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局面的加剧，以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虽然在口头上仍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在实践中由于对革命史观中一些观点的错误套用，出现了严重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如在战争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这是革命的需要。但在新中国已经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中国已进入全国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之后，仍停留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中，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概括全部历史的史学观。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研究一度出现以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政治史、农民战争史代替历史总体的偏向，并形成了时代史学研究的某种定规和思维定势。而且关于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继续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劫难的发生。【参考文献】[1].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M］，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2][18][21][23][28][36].新民主主义论［M］，选集，（合订本，下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49、668、667、667、627、667.[3].历史唯心观的破产［M］，合订本，1404.[4].致吴晗（1949年11月24日）［M］，书信选集，310.[5].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M］，《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44.[6].致陈寄生［M］，书信选集，386.[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9～470.[8]列宁.卡尔·马克思［M］，列宁全集第21卷，39.[9][10].改造我们的学习［M］，合订本，757、760.[11][12][13][14].矛盾论［M］，合订本，297－298、298、308、295－296.[15].实践论［M］，合订本，261－268.[16].丢掉幻想，准备斗争［M］，合订本，1375－1376.[17].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合订本，175.[19]转引自盐城师专学报1993，（4），14.[20].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M］，合订本，387－388.[22].反对党八股［M］，合订本，794.[24]郭世佑.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1995，（3）：105.[25].致向警予（1920年11月25日）［M］，早期文稿，548.[26].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M］，早期文稿，3－4.[27].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M］，合订本，588.[29].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合订本，13.[30].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M］，合订本，125.[31][32].论持久战［M］，合订本，448、478－479.[33].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M］，合订本，1090－1091.[34]选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35].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第三次及第四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