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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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二）和平共处原则。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注：《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注：《选集》，第118页。）。1957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注：《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四）对外开放原则。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注：：《论新阶段》，第69页。）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六）一边倒原则。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七）国际统战原则。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严重危机进一步加深，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注：吴黎平：《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页。）这一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变为现实，从而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果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重新提出国际统战原则，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打破美苏的重压和围困。

三、三大灵魂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

在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