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创新精神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思想和创新精神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创新精神是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思想；研究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三、创新精神在思想中的地位

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第一个重点，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