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与中国经济建设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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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同志诞辰110周年。前不久,同志指出:我们要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回首往事,在创建新中国、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基的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呢?

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已经为实践所证实了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并不是从建国之日起就搞明白的。当时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等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搞建设,同样要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探索,是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这一历史功绩,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

第一,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国以后,我们提出的是工业化目标,以后逐渐改称现代化。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P268)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P116)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做出一个新的估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P302)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这一调整,使现代化建设变得比较稳妥,变得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根据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P341)在这里,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351)实际上,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

第二,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P24)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又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角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引起全党的关注。经过“”的严重挫折之后,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P78)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以农轻重为序,这是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所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至今仍然在起作用。

第三,吸取“”严重失误的教训,明确了综合平衡的思想。在“”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9年6月,在同外国来宾的谈话中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2](P73)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2](P80)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强调: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坚持下去。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

第四,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构想。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44)他把这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共八大的主题。从这个基本方针出发,在1957年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3](P543-544)这个总目标的提出,可以说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次重要尝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纲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中间出现了“”和“”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一次失误,更是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一场灾难。但是,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初步具备了比较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能力,为以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仅此一点,也是可歌可泣的。如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仍然是现代化中的基本问题,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依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共同富裕还是我们在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现代化的使命,以及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些都决定了当年的探索和思考。这些论述,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际,就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然而,十分清楚,要真正取得国际上的尊重,取得与中国的身份相称的大国地位,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努力中,以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一些重大决策。第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国民经济还正在恢复,就面临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场战争。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首先使美国人认识到: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中国人说话是认真的,算数的。其次使苏联人意识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远东地区同美国抗衡,中国是潜力巨大的战略力量。同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中国是谋求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新兴力量,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的周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同西方关系也开始出现某些松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对建国前后确立的外交方针开始做必要的调整。在1954年7月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

第二是在中苏关系中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苏关系的紧张以至破裂,起源于中苏两党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交换意见来解决。但是,苏共领导却不断以撤走苏联专家、中断在建援助项目、加紧偿还债务等手段来施压,甚至发展到在兄弟党会议上组织围攻、在边界上制造事端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畏强权,不屈服于要挟,决不听命于苏联老子党的指挥,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尽管中苏论战对于我们国家的自身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摆脱了许多束缚,赢得了新的朋友,这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成功地加入了核大国的行列。早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宣告:“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4](P395)不久,做出了关于要搞一点原子弹的历史性决策。从1955年到1958年的短短几年内,又相继做出了要研制导弹和“搞一点人造卫星”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紧跟国际尖端科技发展的步伐,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又成功地完成了带核弹头导弹的发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展示了中国迅速发展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战略上占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先机。这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以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做出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第四是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50年代,多次说过:“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5](P280-281)这一天果然被料到了。从1969年起,美国通过多个渠道,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立即作了积极回应。他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5](P593)正是在的正确决断和指导下,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揭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美国总统在没有正式国家关系的情况下,到一个东方大国进行访问,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过程中,还为中国外交确立了基本方针。第一是独立自主的方针;第二是和平共处的原则;第三是反霸和不称霸的原则,即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永远不称霸。这些至今仍然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当今,美苏冷战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霸权主义还在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课题,如何为中国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和决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并没有过时,问题是我们如何正确地领会它和积极地发掘它。

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945年在延安会见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时候,就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摆脱兴亡“周期率”要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P610)从这时起,就在思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问题。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

(P1438-1439)从这以后直到今天,“两个务必”的思想始终是激励我们党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精神力量。在曲折中建设时期如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问题以后,更陷入深深的思考。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被人们统称作“两论”。“两论”实际上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的教训,集中地探索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超级秘书网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讨如何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从而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科学著作。他明确指出形成这部著作的初衷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P216)然而,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逐渐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逐渐发展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偏离了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正确方向。在“”中间,这一思想更是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历史已经判明,“”不但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反而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9](P375)即便如此,这个时候的“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10](P763)在探索解决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中,最终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导致了“”的全局性失误,教训是深刻的。在他的身后,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的难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继续解答,这就是如何长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如何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来说,是绕不过去也躲不过去的问题。当前的腐败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激化矛盾的问题,说到底,都和这个根本问题有关。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能走“”的老路。那样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扎根于民,才能谋利于民。这是我们执政的本钱,执政的根基,执政的根据。超级秘书网

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理论创新,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已经把巩固和扩大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问题,特别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创造了多么辉煌的建设业绩,也会由于社会不公正问题、腐败问题和失信于民等问题引起新的不稳定,甚至亡党亡国。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俱往矣”。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迎来了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总结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始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持全面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始终保持在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手中。只要我们坚持做到这两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建国以来文稿[M].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文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6]年谱(1893-1949)[Z].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9]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