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交事业发展思想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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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其“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指导方针，为我国外交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的外交思想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过重的强调了政治方面的内容，轻视了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一边倒”政策使中国在苏联背信弃义时吃了大亏；不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地强调国际主义。重温外交思想，对我国在“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下制定外交政策和开展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外交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由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逐渐衰落，命运也开始改变。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两年后，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其后果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后又签订《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两个条约签定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眼红，纷纷接踵而至，乘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主要有《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沙俄趁机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葡萄牙趁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这些条约的内容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屈辱外交史的开始。“中国的近代史，事实上是一部中国的外交屈辱史”。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又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使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了北京，大肆抢掠和焚毁了圆明园，清政府迫于“英法的武力逼迫和俄国恫吓挟制下”[1]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由于《北京条约》规定了各国有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利，清政府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1861年，咸丰皇帝批准恭亲王奕忻的建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中央政府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外国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工具。1865年，总税务司署在北京成立，隶属于总理衙门，但总税务司由英国人担任，而且总税务司掌握着行政、用人等大权，同时各口岸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一律由外国人充任。由于关税在清政府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所以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它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愈益增加。如：英国人赫德于1863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后，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还代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外交。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局外旁观论》，[2]劝告清政府要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1879年，赫德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主张添购兵船，“雇用西人，重其事权”，并建议设立一个筹建海防的专门机构，要求任用他担任总海防司令的职务，企图控制中国的海防大权。在赫德的活动下，清政府于1866年派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和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他一起去英国考察。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怂恿下，清政府于1868年派蒲安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欧美访问。该团成员有两名中国人，英、法两国各一人参加。他们到达美国后，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及在中国各道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居然让外国人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条约，而且条约内容是有损中国利益的，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国力的日渐衰弱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它在外交上底气不足，节节退让。1884年，法国入侵我国。对于法军的入侵，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主和派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3]主张和谈解决。主战派则要求坚决抵抗法军的侵略，强调：“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4]经过极力的争辩，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清政府向法军宣战，中法战争爆发。经过爱国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使整个中法战局发生扭转，我国大军乘胜追敌出关，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大败法军。法军在镇南关的惨败导致了法国政府茹费理内阁的倒台。然而，正当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却向战败的法国求和，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5]并着手与法国谈判，1885年6月9日，中法正式签定《中法新约》。为此，“法国榨取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6]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日本驻朝鲜军队不断对中国驻朝鲜牙山军队进行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奋战，阻止日军的武装侵略。但李鸿章等人为保全地盘与实力，不肯将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陆军于一试。他们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奔走于俄、美、英、法、德公使之间，希望第三国出面“调停”。事实证明李鸿章等人的想法是幼稚的。俄、美、英、法、德不但不出面调停，反而暗地里鼓励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4月，战争以中方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战争，使清政府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事实上，北洋海军与日海军实力相当，按理说不会全军覆没，而且还有可能战胜日本海军，但由于李鸿章等人乞求和解，所以北洋海军没有作相应的准备，甚至在战争开始后，李鸿章等人还主张乞求和解，命令海军退守“北洋各口”，“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7]的妥协政策，最终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争失败的后果是签订了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8]由于《中法新约》、《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外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国胁迫签订《辛丑条约》，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设立使馆区，外国可以在中国一些地区驻军，向各国赔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逐渐意识到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开始兴办洋务，希望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它又对西方列强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中国处处受制于列强。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独立自主，自然，中国在这种条件下也就不可能获得富强和独立自主。清政府对内统治的腐朽和对外的妥协退让，也早让国人对它失去了信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人生目标。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对外关系上，南京临时政府仍奉行妥协退让政策。为获取帝国主义的承认，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天真的认为，主动承认清朝卖国政府的可耻“遗产”，就可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临时政府的同情和承认。临时政府为取得列强的承认进行多次交涉都无结果。笔者认为，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悲苦命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不仅完全承认了列强与清政府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为了复辟帝制，与日本签定了几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中国参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订对战败国的“和约”，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派出由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同时，在中国留欧学生要求下，又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但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最高会议拒绝，理由是不在和会权限以内。这样就只有希望解决山东问题了。山东问题是在讨论处置德国在远东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问题时列入议程的，中国代表在1919年1月27日的会上陈述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均应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并于3月7日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详细说帖。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借口，蛮横坚持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应无条件让给日本，并对北洋政府加以种种恫吓。英、法、意与日本订有密约，积极支持日本。美国反对日本独霸山东，提出交由美、英、法、日、意五国共管，在日本表示强烈反对并以退出和会相威胁时，美国并向日本妥协。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并在《凡尔赛和约》中作了明文规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然和战败国一样受到惨痛宰割。真是“弱国无外交”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政府在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这是五四爱国运动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它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表现在中外关系方面，则是中国人民开始以鲜明的主张和有力的行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活动，从而揭开了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新篇章”[9]。1921年11月，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1922年2月，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签定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即九国公约。公约虽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只是一句空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项要求，一概未列入公约。实际上公约的出发点是中国应为各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指出：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由历来各帝国主义的“互竟侵略”，变为“协同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奉行依附帝国主义和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我国大片领土沦陷，幸亏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力抵抗，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外交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总结百余年的外交斗争，一句话，依赖外国势力的政府只有妥协屈服，而不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只有国家统一、团结和强盛，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1）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原则

新中国建立以后，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上，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在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为取得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他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另起炉灶”就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10]，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在同米高扬谈话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11]。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要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建国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与苏联结盟。但同时又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头脑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苏联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果实和在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于处于孤立地位”[12]。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13]。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联关系上，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中国主权的让步。1958年，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当苏共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企图逼迫中国就范时，采取了坚决顶住、决不退让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十年内，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安全。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到了70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它需要联合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于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4]这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一边倒”政策使新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的艰难困境中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和宝贵支持，巩固了新生政权。另一方面，“一边倒”政策也使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可能性”的思想，和对苏联的依赖，致使在苏联背信弃义时，我们非常被动，处境艰难，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好在及时调整内外政策（对内更强调自力更生，对外不失时机地发展同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才走出困境。和平共处原则，是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之间关系的崭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以独立自主为基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由此出发，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就是新中国外交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1953年12月3日，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与印度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时候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原则，印方表示赞同。五项原则也就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两国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在亚非会议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赞同，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

（2）“三个世界”划分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对美国当局散布的反苏战争的传言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此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5]认为，许多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必然会与美国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应该把美国与包括英、法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这就是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1957年，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矛盾”和“三种力量”的观点。他指出：“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是被压迫民族”。[16]这样，就把“中间地带”明确地划分为两种力量，一种是二等帝国主义如英、法等国，一种是被压迫民族。1962年，在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中，把“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国家，他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真正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17]从1963年起，又把这四类国家概括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18]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9]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一是重视和突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力量，二是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加以区分，提出英、法等国可以作为人民的“

接同盟者”的思想。“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他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20]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基本观点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1964年，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国际友人的谈话时说：“美国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三洲。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21]同年，他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又说：“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还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22]在这次谈话中还指出，美国和苏联是两个大纸老虎，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这当然不包括他们国内的广大人民。这时有关“第三世界”的论述具有明显的美、苏霸权主义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看来新的战略格局。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四分五裂。鉴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在70年代进一步完善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23]还说“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4]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世界，不仅由于他们“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25]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分散，经济不发达，但决不是一种任人宰割的对象，而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事业进步的主力军。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是反霸斗争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中国针对最大霸权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反霸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依据，“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6]

（3）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外交思想的始终。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1951年，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空袭我国东北边境。和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和人民的要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队一起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把“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美帝国主义于1953年签定停战协定，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给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沉重的打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美国则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革命运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积极支持”。[27]从50年代中期起，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反霸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说：“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运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28]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29]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发表了著名的五•.二O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和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同时，中国还给于这些国家大量经济援助，如1953年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全部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从1954年到1957年，再赠给朝鲜政府8亿元（新人民币）。1955年中国决定无偿赠给越南/">整理提供8亿元（新人民币）。后来又无偿地给非洲修建了一批工程，如坦占铁路等。事实上，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给他们提供的无偿援助实际上是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这种对外援助没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20世纪50年代，直率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处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并坚决抵制了苏联领导人提出的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主张。20世纪60、70年代，对苏联领导人的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揭露和反对。多次指出，苏联野心很大，到处伸手，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但力不从心。苏联霸权主义不仅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直接的最大的威胁，而且危及欧洲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多次提醒西方国家，要警惕和提防苏联的霸权主义扩张政策。同时，还热情鼓励弱小国家要消除对大国的恐惧心理，敢于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作斗争。他说：“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破除”。[30]他还指出：“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那种认为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31]国家有大小，有强弱，有贫富，但在国家关系上则是平等的，绝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掠贫，世界各国应按照和平共处原则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级秘书网

三、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在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要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76年，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32]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同志在他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33]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34]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深刻地揭示了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除，他们大肆鼓吹“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单边主义”，企图包揽世界事务，妄图主宰别国命运，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到处兜售他们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他们以强凌弱，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寻找借口发动战争。邓小平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因此，外交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它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独立自主原则仍是当代中国外交坚持的基本立场。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5]在此基础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某些西方大国，它们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和施加种种压力，霸气十足。在处理国家关系中，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这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作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36]正如上面所说的，由于霸权主义仍在危害世界和平，所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是中国外交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七十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今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并以新的形式出现，“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7]继续加强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该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表明了中国也是第三世界。在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说：“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38]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反华势力的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兄弟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邓小平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是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39]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外交在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04年6月底，我国与世界上165个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根据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对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并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大国或国家集团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复杂边界问题。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不卑不亢、光明磊落、平等待人的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与赞誉。

参考文献

①《中国现代史（下册）》王桧林郭大钧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刘培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中华民国外交简史》杨公素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