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形成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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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是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形成”的涵义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进一步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由于认识到农民与土地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使得他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突破“城市中心论”，独辟蹊径，成功地探索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从“上山”到“红色政权”与“工农武装割据”，再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独特的革命道路。

一、军事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是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根据这一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建设问题，并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一条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上山”之初，就面临着如何使远离城市工人阶级、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纪律严明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覆辙。在实践中一开始就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创立了一整套建军方针与原则，使之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从而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与目的的问题；规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从而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红军领导党，解决了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必须肩负三大任务，除了打仗之外，还要自己解决给养与经费问题，特别是红军要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要宣传、发动、武装群众建立红色政权，从而克服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与流寇思想；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也是群众纪律，体现出人民军队的本质与宗旨；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认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明确红军建军的宗旨与原则，工农红军从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二、政治路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集团夺取了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也一度附和离开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则是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什么?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必须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陈独秀等人在原来的“二次革命论”的基础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经过1927年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目前只能进行所谓“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所谓合法运动实质上是取消革命。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继续革命，“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六大”却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够进行到底。由此导致这一时期“左”倾路线的统治，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既反对“二次革命论”与取消主义，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错误。在认真分析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既然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反对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后，工农平民没有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现阶段主要目标是对内肃清城市买办势力和乡村封建势力，推翻军阀政府。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相反，是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为此红四军明确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对“普通商人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并号召他们赞助工农革命。为此，在经济上，提出了现阶段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加干预的，反而加以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是现时的需要。土地革命时期，通过对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的考察，特别是土地革命中的具体实践与政策上和理论上的规定与说明，进一步深化了大革命时期他关于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当然，这时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的正确路线未能成为全党的指导路线，相反，由于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他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所发表的宣言、讲话以及某些政策规定中，存在明显的失误，这只能在延安成熟时期加以纠正。

作者：张鹤 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