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和非西方国家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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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20世纪时，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游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悯、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似乎仍将受到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三股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19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但是，就在20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
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一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原有的一些民主国家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的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强大的民主势力与权威主义政权处于尖锐的对峙中。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如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拉丁美洲)、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主为归宿。
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体。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就在本书脱稿的时候，统治印尼30多年的政治强人苏哈托在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辞职，新政权作出了民主的允诺。这个长期以来似乎难以摇撼的权威主义大国也展现出了民主的前景。黑非洲权威主义大国尼日利亚一直抵制民主化浪潮，最近由于军人首领的病逝，按“还政于民”的时间表过渡到民主有了新的希望。
“民主胜利了”，这个世纪末的人们可以如是说。因为人们看到了稚嫩的民主幼芽在20世纪的凄风苦雨中幸免于难，看到它在20世纪末伸展了它的枝蔓，开放得繁花锦簇。它在新世纪的进程也许不会太轻松，一些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正在品尝着民主化带来的苦涩：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经济困境……一些国家也许还会出现反民主化的回潮，但人类民主化进程从总体上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经验就是，在那些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容易一些，民主制度更稳固一些。经过此次民主化浪潮的扫荡，权威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已丧失殆尽，民主的根基扎得更深了。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是否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困扰着人类的关于民主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向已经非常清楚，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推动着民主。此次民主化浪潮昭示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代社会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资源，组织政治权力；如果拒不承认这个真理，就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终将失败。所以，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民主，也无论民主是好是坏，现代政治必然是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
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人类向民主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会的每项进步都是推动民主的助力，所有的事和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讲这番话的时候，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而在今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托克维尔还没有注意到民主价值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这在20世纪曾引起激烈的辩论。今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为此作出了结论：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
民主化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具有较好的内在纠错机制，从而使它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历史上民主制度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或个别人。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的确，民主制弊病很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那就是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屈从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才实现了人的尊严。民主也不是灵丹妙药，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实行了民主就能解决，但是，民主也许比其它制度更能有效地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总之，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凭借它，人类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之境。
由权威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是政治发展的终结。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僵化的终极模式。几百年来，冲击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发源于西欧和北美，它由那里泛起并漫延到其它地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进程最初都是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启动的。西方政治文化也是对非西方国家一波波后续冲击的源头。所以，为了把握政治发展的新趋向，为了应付非西方国家今后会遇到的新的政治挑战，我们需要了解在率先实现民主化的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需要了解它们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初显端倪的新趋向。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一方面不断在扩张，另一方面也经历着转型的深刻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民主生活的深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它们使公民更广泛、深入和直接地参与政治，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历来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她们在20世纪初才获得了选举权。60年代西方各国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社会里新的通讯手段“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为民主又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开创了直接民主和电子民主的新时代……这些变化也许预示着西方政治文化新一轮的冲击波。
二
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特别是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民主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国家形成初期有过发达的城邦民主。随后的帝国时代仍然保存着某种共和形式，以及城市和教会的有限民主。到中世纪君主制盛行的时期，君权受到习惯法的限制——早期的贵族会议，后期的等级议会和城市自治，还有教会内部有限的民主形式，都分散和制约着君权，使其难以成为绝对的专制和独裁。即使在17一18世纪专制主义极盛的时代，教会的独立、城市的自治权和等级议会也没有完全消失。至于民主的理论传统，则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所以，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在西方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自然形成的，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
尽管西方传统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民主的传统成为西方人构建现代民主的能量源泉。从中世纪盛期到近代初期，西方的每次革命性变革都仿佛是对传统的回归。罗马法复兴，教皇革命，亚里士多德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每次回归都包含着对民主传统的吸纳、唤醒和组合重构。直到19世纪，传统的资源似乎耗尽，西方人开始掉转头来朝向未来。
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民主文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首领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怠惰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从15世纪起，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到1914年，地球上84％的土地被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所控制。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法意瓜分时，这个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只有俄国、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少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这些在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强劲冲击。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的回应，构成数百年人类文明关系的主题。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问题而言，西方政治文化构成非西方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的“第一冲击力”或“原始推动力”。从此，这些国家在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这就使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干差万别，民主制度也着上了民族的颜色。同时，在各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一波波新的冲击力，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然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自给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的确，西方文化究竟会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还是灾难的深渊，至今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绝对是一种“高势能”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具有扩张性，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其它文化成为“弱势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较强的冲击力，较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精神。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普遍具有整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它需要压抑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将个人融合于整体之中。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当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它侵蚀和毁坏传统社会整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引发个人脱离整体而独立，释放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和本能。这种个人的欲求一旦释放出来，就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自我膨胀性，数千年为阻止个人的膨胀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制度建构和生活模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波遇到其它文化的壁垒时，产生了类似“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
西方文化的强势能还来源于它创造的巨大力量。西方人以其较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超过了其它民族，这使西方人能够以其国力的强盛而征服世界，将其文化传播和强加给其它民族。其它民族的精英也因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服盾其政治价值。所以，许多国家的政治先行者接受民主价值，并不是出于内在的需要，而是由羡慕西方的强大而产生的连带模仿。
非西方国家遇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仿佛是一个头足倒置的过程，带来头晕目眩的反应。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剧烈。
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带给它们的是现代民主的成熟形式。在它们这里，民主没有一个起源积聚的长期过程，而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干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中世纪贵族享受的民主和近代少数有产者的民主都创造了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排除了个人专制。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获得和扩大了政治权利，民主的基础不断向下层扩张，直到最穷的人、黑奴和妇女都获得政治权利。非西方国家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民主观念，它们的民主一建立，就只能是全民的民主。结果，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多数国家，摹仿西方民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难以健康运作，或者将民主的理论原则与政治现实相妥协，建立一种民主的折衷形式，或者虚假形式。直到20世纪末，民主的条件在多数非西方国家才趋于成熟。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接受其政治文化。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首先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有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文化由表层向深层不断渗透，而非西方国家便经历了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在理性上被接受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便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各国传统王(皇)权的垮台。王权的垮台仅仅表明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可能，但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结果，王冠坠地后，王座并没有被搬倒，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的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这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赋而就的。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一种现象：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且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变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这些人希望国家民主化，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民主化。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两方民主文化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代际更迭来实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广泛出现的“代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一般说来，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受影响更余。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代人之久或更长时间的反民主的回潮后，前一代人学习西方成果被清除和遗忘，后代(有时是隔代)人还要从头开始。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沿着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由少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负作用可能会刺激起内地对沿海、农村对城市和民众对少数精英的反抗，结果可能出现超前激进的知识精英被大众所淹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被农村和内地的影响所压倒的情况。
从长的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对非西方各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但并不是均匀的。国际上大环境的变化和各国内部的变化使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式的冲击形式。当浪潮扑来时，其势汹涌，仿佛一切都被淹没，浪潮过后，一切似乎又复原如初。但每次冲击都侵蚀了传统政治的根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棘的传统政治几乎不存在了。
西方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量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相融性因素。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一个类的表现。人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能够相互融通。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一些因素是容易被其它民族接受、吸收和消化的因素，也有不易被融合和消化的因素，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融合消化的因素。前者如官僚制度的组织形式、卢梭式诉诸情感的激进民主要求等，后者包括对待政治的理性态度、强调宽容和妥协的价值、权利义务观遗、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宪政观念等。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中能够真正理解洛克式民主与卢梭式民主区别，认识到卢梭式民主隐含着极权倾向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西方学者强调，代表西方价值特征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这在民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代更具有突出意义。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决定了现代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1)西方文化与各国文化接触的不同方式。
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渗入式(或浸润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缓进的，以这种方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相对来说社会震荡较小，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不强。第二，嵌入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加到其它社会的机体中，本土文化对其产生了本能的拒斥反应。第三，遮入式。一个国家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人以其统治地位，全面系统地实行西化政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并得到重新塑造。特别是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一位前法属非洲的政治家就曾坦率地表示：“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儿子。”(桑戈尔)第四，混合式。它包括上述各种形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不同形式的影响。
(2)各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差距不同，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难易程度不同。
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各种非西方文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立型，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这类文化是在历史上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第二类是混合型，其发展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或是由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中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中有俄罗斯那样“文化上不知所属”的国家和拉美那样与西方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拉美文化可以说属于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亨廷顿)。当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后一种类型无疑比前一种类型更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同一文化圈而言，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发源区或自源区，由于其文化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文化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文化较难；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外缘区，由于其传统文化本身原先也属于外来因素，根基不深，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较弱。此外，世俗文化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宗教文化则会产生对西方文化较强的和持久的拒斥反应。
另外，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层次差距的。可以说，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的横向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仿佛有纵向关系性质，各国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仿佛是西方国家历史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当西北欧进入工业化社会，创立了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民主时，北非，还有西亚、南亚和东亚，大体上是亚洲大陆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已经进入古典农业文明时代，它们建立了准民族国家，发展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采行家长制或神权政体。它们的发展水平比西方人差一个时代级差。而在这一文明带之外的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大多数民族仍处于前古典文明和前国家阶段，社会生活以部落或部族为中心。他们比西方差两个时代级差。发展水平高的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力量较强，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能力较弱，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弱。一些民族由于发展水平过低，无力起而应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结果至今仍是原始政治文明的活化石。
(3)西方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既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整体主义传统；既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西方国家内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斗争，往往折射着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按民主传统的强弱和实现民主的先后，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英国以及英国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是近代民主的源头，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摇篮。法国也可以勉强归于这一类。处于第二类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两类国家民主传统较弱，实现民主较晚，甚至晚于某些非西方国家。它们尤其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这三类国家分别在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分别是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源头。英美等国率先实现了民主化，其它西方国家部分地是在它们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其实已经在西方范围内预演过一次。
从宗教文化上分，上述三类国家中英美是新教国家，而另两类国家多属于天主教国家。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民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现了民主并积极向外传播民主价值的主要是新教国家。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转向民主。
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或与哪个西方国家地理上较接近，就使它容易受哪个国家影响。印度之所以在独立后走上民主道路，得益于英国的影响。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受美国影响较深。日本在19世纪以德国为楷模，结果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自以后，在政界军界的政治精英中，从日本、俄国和法国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主体，英美留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商界和知识界，所以自由主义只在知识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70年代起，美国留学生开始占多数，政治精英成分的变化对韩国向民主的转变起到较大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经过二道手接触到西方文化。日本由于比较早地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强盛起来，俄国因为其与西方地理上的近缘关系，它们都充当过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这两个国家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极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因素，并将其输送到其它一些国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是复杂的，其中一种有利的因素可能被另一种不利的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纷繁多样的民主化形式。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主”形式，如“东亚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以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都是非西方国家对自己民主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它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特定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权威主义政权也必须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出现的一党优位制(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亚洲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的“寡妇政治家”现象，政府、政党和军队等现代组织制度的个人化现象，政治关系中渗进的家族关系、裙带关系等，都是各国以本土政治文化为基础，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表现。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的渗透，这些现象正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类型的权威主义都被冲垮。在拉美国家是军人政权转向民选的文人政权；在黑非洲是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东亚和南亚是一党独大体制和“君子政治”受到冲击；“斯拉夫一东正教”地区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体制的解体3在“中东一伊斯兰教”国家是对神权政体、个人专制、一党制、传统的君主制等进行自由化和半民主化改革，同时伴以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民主化不大容易纳入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轨道。
尽管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干差万别，但是，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从制度的层面上，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采纳，西方式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方式等也部分地被接受。那么，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此是否接近达到了一个极限呢?对西方政治形式的摹仿是否仍然是表面风浪?一个民族有史以来，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中积累起来的特质，难道能够在数百年内被异质文化的影响消除吗?当“西风”漫卷形成的表面上浪涛平静后，人们也许会发现，深层洋流的变化是有限的。
也许，这次民主化浪潮标志着西方政治文化向外扩张能量的耗尽，从此各民族文化将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民族将会以自己固有的气质和性格运作民主制度。西方人把现代民主传授给了世界，然而政治文化的发展却倾向于本土化而不是普世化，各种民族特色的“民主”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使我们联想起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当古希腊罗马人将他们的文化扩张到极限后，他们便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罗马人当年将公民权授予帝国内全体自由民，结果是罗马人自己公民权特定内涵的丧失，占总人口少数的罗马公民被淹没和溶解于广大的东方臣民之中。现代西方人是否会重蹈他们先人的覆辙呢?毕竟，西方人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在全球化的未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也许会转化成弱势。如果这样，就应了传统中国哲学的逻辑，即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相遇的结果，最终是柔弱克刚强。
三
在中国，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了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重构和变迁。1998年春的“九届人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改革与计划经济相锅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
模式。
从世界的角度看，在这20年里我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内读者介绍外部世界发生的政治变革；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篇大文章，应另外专门研讨，在此只能略说几句。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不是对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摹仿。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曾以极大的热情盲目地移植英国政治模式，20世纪中期，我们又“一边倒”地搬来苏联的所大林模式。经过这两次左右摇摆后，时至20世纪末，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而是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摹仿和移植其它文明，在其生成中，甚至也很少受其它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中华文明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天然混成的有机结构，是自足自得、和谐圆满的文化体系。到近代，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经历过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世界上一些走西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很低，不能支撑本民族的现代政治发展，也就是说，缺少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所以，它们容易直接移植西方政治模式。而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在非西方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在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早熟的。类似西方国家到中世纪末才发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部分地在中国很早就已经接近于完成。比如建立民族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通过建立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建立国家系统的财政税收体系，使国家权力制度化，这些因素和内容中国在秦汉时代即已存在或接近完成。国家的世俗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和其它一些地区那样顽强而悠久的神权政治传统。在两干多年中，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虽然在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属于世俗政治。所以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是“移植”西方政治文化，而中国只能是在本土政治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政治文化。
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世界各国在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下而普遍发生的政治变迁，在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由西方中世纪末形成的民族主义浪潮漫延至世界各地，导致一个又一个多民族帝国纷纷解体。民族主义的潮流首先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后向东漫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相继解体；印巴分立，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内战，非洲的部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是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相对来说能够和平共处，多民族国家表现出了其它国家不能相比的内聚力和向心性。同样，困扰着各国政府的宗教纷争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政治麻烦。中国一般有各教派和平共处及其与政府合作的悠久传统。有史以来，纯粹的宗教分歧和冲突没有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但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它们大多都被西方式的民主潮流所冲垮。只是在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上，以及深层的政治文化上，民族的特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和公民文化的构想却可能成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现代公民文化只通过在传统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能另起炉灶。
中国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可能融入当代公民文中，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高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尊重和服从等等。传统臣民文化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可能使我国建立和谐的而非冲突的民主。
总之，为了建设现代中国式的民主，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潮流，同时也需要分析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