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恐怖主义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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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怖主义生成的一般规律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在上个世纪就敏感地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恐怖主义战争。我们不清楚汤因比是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预言，但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到今天，短短一年的时间，伊拉克军事对抗形势的演变，仿佛是在一个实验室里把恐怖主义生成的过程一览无遗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恐怖主义是一个包含浓厚的法律、伦理意识的价值判断的概念，不管人们对恐怖主义行为千般指责万般怒骂，去掉情感色彩和价值判断，单单从人类暴力发展史角度看，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暴力形式，其特点就是不受特定时代环境下公认的暴力使用规则，在攻击的手段、对象、范围方面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

恐怖主义是如何生成的呢？笔者考察了古往今来的现象后发现，恐怖主义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一旦极弱的一端同极强的一端构成冲突，恐怖主义便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暴力是一种社会“游戏”，任何一个时代的暴力“游戏规则”都是强者制定的，弱者若是按照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使用暴力，则自取灭亡。只有不按强者制定“游戏规则”使用暴力，弱者才能在力量悬殊的对抗中生存下来，并使强大的对手感到无奈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屈从自己的意志。

二、伊拉克：恐怖主义生成的缩影

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观念、概念出发去切割事物的自然过程，比如对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的情况，从轰炸开始到小布什宣布结束的40天称作伊拉克战争，并认为战争早已结束了。战后的一系列爆炸袭击事件划入另一范畴———恐怖主义事件。这是典型的用概念来切割事物的自然过程的做法。但是，暴力却仍然按自身的规律顽强地继续着，从一种形式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从大规模正规战演变为零星的城市游击战、从单纯军事目标扩大到非军事目标、从遵守游戏规则发展到不遵守游戏规则。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讨厌还是赞赏、反对还是拥护，只要极弱的一方决心同极强的一方进行暴力对抗，就必然不按强者规定的“游戏规则”使用暴力，无论古今中外、东西文明一概如此，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的形势变化恰恰是这一人类暴力法则的展示。

美国在战争中以无可争议的胜利证明了自己处于极强的位置，伊拉克不堪一击证明了自己处于极弱的位置，强弱悬殊之势一旦明朗，暴力法则立马按自身的逻辑开始行动，常规战争退场后，恐怖主义袭击旋即登上战争舞台，从某种因果关系看，正是美国的胜利催生了伊拉克境内的恐怖主义。

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还有在世界范围催生恐怖主义的作用。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眼里，美国的胜利不仅是对伊拉克的胜利，也是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世界的胜利，美国军事上对伊拉克的绝对优势，直观地反映了西方世界军事力量对阿拉伯世界的绝对优势。当伊斯兰极端主义决心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军事对抗时，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是其惟一的、也是最后可选择的方式。所以，根据千年不变的暴力法则的自身逻辑，21世纪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战争归根结底源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绝对强大，源于美国极其盟国不明智地同绝对的弱者构成冲突关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日常生活中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最初萌芽滋生于社会日常生活中。偶尔翻阅前国民党将领、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回忆录，其记叙童年一事颇值得玩味。白崇禧9岁与6岁的六弟崇祜上私塾时，时常被一个17岁的恶少同学敲诈勒索、欺凌打骂。因其人高马大，白与其弟不敢正面对抗。不堪忍受的白崇禧一日忽心生一计，放学跟在恶少后面，乘其下五级高的石阶时，突然从后面用力一推，恶少翻滚而下，受伤不轻。后来老师家长出面，各有所责了结之。经此事件后，恶少再也不敢欺负白家兄弟了。

显然，白崇禧违反了少儿时代的暴力游戏规则，就恶少而言，希望的是按农村少儿社群打架习俗，摆开堂堂之阵交手。而白崇禧却考虑“非以智不能取胜”，属于“恐怖主义”行为，原因是极弱对抗极强。

回到当代国际恐怖主义话题，美国在同国际恐怖主义交锋时义正辞严，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但它的心境到底如何？只要去问问被白崇禧推下石阶，摔得头破血流的恶少同学就知道了。美国能够摆脱或解决恐怖主义吗？恶少之所以能够摆脱白崇禧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因为他们之上还有老师、家长组成的权威“调解机构”，否则他们会在胆战心惊中一直把“猫鼠斗”的游戏做下去。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与国际恐怖主义之上不存在一个权威的调解机构，以后也不会出现，看来这场猫捉老鼠、老鼠咬猫的游戏将长期持续下去。历史上罗马帝国的精力是被周围的蛮族耗尽的，当今“罗马帝国”的元气是否会耗在恐怖主义手里？至少目前我们看不到游戏的尽头在那儿。

四、不断树敌的根源

美国人是克劳塞维兹的信徒，但美国人目前在伊拉克造成的局势正是克劳塞维兹最忌讳的战略错误之一。克劳塞维兹认为要真正打垮一个对手，“在政治上的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致招来新的更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开原来的敌人（《战争论》第三卷883页）。”目前伊拉克境内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是：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赢得常规战争的胜利后，立即引来了一浪盖过一浪的恐怖主义袭击。在同恐怖主义袭击的对抗中，并不占优势的美国因没有章法而处置不当，又引来一个更大的麻烦，原来处于中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态度急转而下，反对美军占领并在军事上向美军发动袭击，美军及其盟军对伊拉克局势有全面失控的危险。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险恶形势，无论布什总统怎样为自己现行政策作何种辩解，但他所犯的正是克劳塞维茨指出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布什总统为何同美国人奉若神明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对着干？犯这种显而易见的低级错误？有人开玩笑说，大概布什觉得美国太强大，精力太过剩，必须不断地寻找和制造敌人，到海外去“练摊”！玩笑归玩笑，分析其中之原委仍是必要的。笔者以为：布什错误的根源在于“角色认同”的错位。布什以为美国代表着文明世界的秩序、正义，因而无所畏惧、敢作敢为，但却没有发现在伊拉克人眼中，美国同时还扮演着传统征服者的角色。尽管布什可以不承认，但伊斯兰世界里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这样判定的。这种错位造成布什越是“为正义而奋斗”，对方就越是认为这是征服者的傲慢和狂妄，伊斯兰民族主义情绪也就越发激烈，双方冲突就越发剧烈。美国若是意识不到这点，今后的麻烦也就越大。

五、费卢杰：民众心理认知的转折点

美国在费卢杰点燃了一场烤烧自己的大火，以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伊拉克境内的穆斯林派别武装根本不是对手，但军事毕竟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不能与政治目标发生冲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借口有三：一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二是销毁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中东地区和平的威胁；三是铲除萨达姆政权的国内暴政，很有些“吊民伐罪”、“解民倒悬”的意味。美国政府一贯声称是伊斯兰世界的朋友，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势力都是将来美国控制伊拉克时所要依靠的对象。也是当初发动战争时伊拉克国内民心的基础。一旦反目为敌，美国将陷于道义上的尴尬，并在政治上军事上进退失据。这也是美国最担心的事情，我们从负责费卢杰军事行动的美军将领呼吁停火中，看到了一个心虚、底气不足的美国，而在一年前的战争中，美军从来没有向比什叶派武装强大得多的萨达姆呼吁停火，因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建立在伊拉克民众把自己当作“解放者”基础上，而在费卢杰冲突中，伊拉克民众对美国认知已从“解放者”变为占领者，美国军事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6月底将主权交还给伊拉克，然后长期驻军伊拉克。但从现在情况来研判，6月份主权归还后，伊拉克的局势能否安定仍然值得怀疑。一个代表各方利益的民主政府出现，国内各派伊斯兰势力的利益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现在伊拉克民众的心理认知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会容忍外国军队长期占领自己的国土吗？可以肯定的是：敌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把外国军队驱逐出伊拉克的目标不会改变，他们仍然会以各种恐怖主义手段制造爆炸事件，袭击打着“维和”旗号的外国驻屯军。

六、伊拉克社会心理分裂和伊斯兰民族的“历史情结”

在看似已经被军事征服的伊拉克境内，这个在常规军事战场上似乎不堪一击的国家为何爆发出火山一样的反抗激情？这种不择手段、不顾现代文明规范的反抗动力源自何处？据民意调查，伊拉克42%的人认为美伊战争带来了“解放”，41%的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伊拉克的奇耻大辱。伊拉克人这一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是国内分裂，并将导致长期动乱的现实原因和社会基础。

从历史渊源看，伊斯兰世界曾在历史上有过不亚于罗马帝国的辉煌，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在中亚塔什干的恒罗斯会战中击败东方强大的唐帝国，势力远达帕米尔高原。15世纪中叶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一举灭掉东罗马帝国，欧洲基督教世界战战兢兢，甘拜下风。以后伊斯兰强劲的锋芒向西抵达西班牙境内。回首历史上的辉煌，面对因西方的崛起而连续几个世纪的衰落、四分五裂的现状，复仇情绪和复兴愿望始终存在于伊斯兰社会中，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肥沃土壤。这是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地区动荡的历史原因。

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情结”和宗教特点决定了这个民族不属于日本那种见狼便现羊相，见羊便现狼相的种族，决定了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民族个性。他们不会轻易屈服于任何强悍的势力，他们可以在战争中失败，但不会在精神上退却。这就是中东地区与西方强国抗争的民族个性方面的原因。伊拉克境内外各种反欧美的势力正在把伊拉克变成展示自己能量的大舞台，演出的是一场反欧美的“混声大合唱”。任何国家在同阿拉伯民族打交道时，忽视上述伊斯兰民族的“历史情结”的话，就会陷于困境之中，并消耗其所有的精力。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声称决不撤军，那就让人们拭目以待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