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民族主义还是后民族主义──读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民族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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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以北美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发生大革命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为标志，民族和民族主义获得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大众政治形式、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全等于享有主权的人民即国家的确切词汇语义。此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动员话语和建国运动形成世界性的浪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期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扩展为世界规模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和剧变导致冷战国际体系崩溃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达致了全球化的规模，世界由两极对峙的冷战国际体系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国际体系。不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的同时，该地区出现了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而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与民族、种族有关的地区冲突；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甚至在发达国家也产生了根据价值观、宗教和移民问题提出以文化、文明为核心概念分析国际政治并强调文明的对抗性关系的理论。因此，所谓冷战后民族主义新浪潮成为学术研究的世界性热点。史密斯在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导言中说，他就是想考察：“在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相互联系愈加密切的时刻，在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壁垒正在消失且日渐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会再次出现。”（1）

但是，史密斯在书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分量的实证分析，他只是观感般地强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塑造民族主义意识上的根本性作用。他甚至说：“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统中寻求庇护。”（2）他确信：“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而不在于全球性互相依存的影响。”“民族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和彼民族的特有现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3）因此，他否认全球文化或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性。他强调：文化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而全球文化则不能够提供“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他在分析“新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时，也强调“共同祖先的神话的重要性、历史性记忆与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与人民忠诚的重要性。”他说：“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现代世界上前现代族裔的普遍遗产。”（4）无论是理解西方族裔新民族主义，还是分析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向宗教的激进形式复归只是一种表达恐惧与不满的形式，或者认为它是传统价值观和象征崩溃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就是“把对族裔历史的记忆和古老的上帝选拔的宗教神话与在一个历史上的‘祖国’里努力获得共同的领土和政治自治联结起来”。（5）也正是由于对历史、文化的强调，史密斯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欧洲以及其他统一计划：“一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英雄式努力”，注定要失败；“一种是新型的自然生长的民族共同体形式”。然而，“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和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作任何的补充。”为了转移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与认同，并使他们执着于一系列新的共享的欧洲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需要建立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工程，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这在过去只有用解散现存的集体与组织单位，或者通过大众宗教运动的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6）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7）

显然，史密斯基本上是一个坚持神秘的文化本质主义、绝对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者，因为他把历史文化赋予人们的种族、族裔特征看作了决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主导性变量。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他身处欧洲中心而且主要是对欧洲中心进行表象观察的结果。其实，所谓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禀赋，它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形成自然的人类共同体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发生自觉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活动中被创造和不断更新、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而且，“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还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9）因此，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所谓文化特征不会赋予其成员一种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会是决定这一共同体成员行动的主导性变量；而应该说，这种文化特征只能是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不得不守持的生活，但一旦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比如与其他共同体交往即发生了比较或被提供了参照，主导性地决定其行动的就会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性需求的生活的追求，而不是既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这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相比，一切外在的、被赋予的价值观、历史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都是次要的和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可抑制的交往、追求和创造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文化特性。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打破旧的传统文化、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追求和创造进步的和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化的革命运动史。

具体来看，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为排外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其原因可能是民族优越感，据有的文献指，与移民大量增加造成文化冲突、安全感的破坏等问题有关，但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不会放纵这种种族主义复活。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因则主要应该在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失败中找原因。假如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假如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诚恳的尊重，假如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是占主流地位的强势意识形态，那么，即使存在少许眷恋其古老文化特性的族裔民族主义者，他们能由机会和条件以所谓文化特性动摇大众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吗？显而易见，表现为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共识和由于个人地位、利益得到保障、尊重而发生的政治认同而特别是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优位于文化认同，因为人们首先追求的物质利益、人格尊严，其次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体验。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在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可能发生作用，即文化认同可能作为政治认同的一个基础和诱因，但不会必然诱发政治认同；相反，倒是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人们的破坏了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失败导致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破坏，从而使他们有机会从古老的历史中寻求文化认同的灵感来独立地重建政治认同。但政治认同的重建一定有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即给民族主义注入明确的政治价值内含，因为那些古老的文化认同本身不会提供在现代社会能有效运转的具体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建设蓝图或行动方案。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倘若政治认同重建失败，其分裂后独立的国家仍然会陷入内乱，从而成为失败国家后的失败民族，所谓其民族文化特性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总之，只有通过政治地图才能找到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有通过政治追求才能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

即使是史密斯持因固执于各民族文化特性而持怀疑态度的“欧洲认同”，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却表达了积极的意见，他说：“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10）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

史密斯著作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分析被西方炒作为发生了“新民族主义”问题的中国个案，但分析中国个案更不支持他的结论。从所谓“新民族主义”的两个具体事例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人权斗争”的确似乎反映了价值观的冲突和文化的异趣。但人权斗争主要是政府的外交行为；从大众的角度而言，人权呼吁和法治建设一直是、特别是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再一个就是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大使馆被炸激起的抗议，这是对国家尊严遭到侮辱、利益受到侵犯的愤怒表示，与所谓文化特性无关，而且抗议还受到了政府严格的节制，没有形成可称为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众运动。其实，分析中国个案更应该关注的是大众价值观的变迁和普遍的行为趋向。比如，从60年代初前后发生的为逃避贫困和专政暴力而出逃西方从事服务、生产经营活动的暗流，到80年代的留学热，再到90年代以来的移民热和准备移民的双语教育热，以及接连不断的平民有组织偷渡活动和贪官阶层有预谋的出国失踪避难，都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关系的学理思路上去分析，而不是位序相反。而这些所能证明的，如果从文化决定论来推断，应该是文化凝聚力的弱化和民族主义的无能化。面对不断的精英流失，还能期待产生什么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吗？近年来，国内有的论者受到民族主义研究潮流的诱导，提出中国应当振兴“尚武”精神的民族主义，其耸人听闻的言论本身岂不是符合了本来就是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制造学术理论根据的“中国新民族主义论”的罗织，一如鲁迅先生所言：自己本来没有毒牙，却在自己的额头贴上“蝮蛇”二字，招人来打杀。当然，这种振兴的内容和号召方式着意于“既要靠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11），与神秘的文化特性论和“上帝选拔论”很有理气相通之处，尚未着政治民族主义的边际。

总起来看，史密斯从文化特性来定义民族和分析民族主义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从所谓文化特性来推测民族主义，必然会感到人类难以摆脱族裔冲突的宿命。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精神不是追求文化特性的自恋，而是在谋求生存、发展与合乎人性需求的自治方式中创造了文化。从学术研究的实证分析角度来理解，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还是应该回归民族主义的本来意义即政治民族主义，只有在政治民族主义的本意上，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认清人类是为了共享价值和建立平等、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从建构了民族主义话语，而不是人类本身被神秘的文化特性之类的民族主义所控制。在这种意义上，从整个世界的政治进程来看，过去的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但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共识，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排外性族裔民族主义会控制主流思想的可能性，看不到冷战后初期民族国家增生现象复活和发生在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左右国际政治格局与进程的可能性。相反，我们看到了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功能的复杂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显示和实践了超民族认同和地区性、世界性统合的可能性。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观察的：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现象在“功能上”不同于19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12）可以谨慎地相信，21世纪将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发展的世纪，一个可称之为人类主义价值观萌芽、生成的世纪。在这种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必然会发生，但那只是说明在文化的交流、共处和融合进程中需要不可或缺的调适，这种冲突和摩擦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号召和行动能力，也就是说人类能够控制它而不是人类被它所控制。如果说新世纪的族裔或民族问题能在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谱系上找到相关的联系，那么可以把它称之为后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世纪之后的、已经失去主导世界历史进程能力并不断被全球化技术手段、跨国经济活动和超国家政治协调所克服、被更加普及的知识和学术理性所解构从而丧失功能的民族主义。

注释：

1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页。

2中文版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3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4《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3、82页。

5《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93、94页。

6《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9、155、168－169页。

7《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79、191－1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1页。

9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62－363页。

10迪特尔·格瑞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举”》，《读书》2003年第10期。

11王小东：《当代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12转引自《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8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