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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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理解政治文明历史形态的钥匙。社会历史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都是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发展史得出的正确结论。相应地有政治文明历史发展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三形态论更符合政治文明的内在精神。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虽然其起点比当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还低，但其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彻底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尽快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形态有过多种理论描述，但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划分方法有如下两种：一是通常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二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的存在方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表现为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即“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部分”[1](p.474)。在共同体的连接方式上，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社会的形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自然经济社会，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高度发达的分工和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其次，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人的表面上的独立性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其典型形式。

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产品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物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形态论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并由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以生产力和人的分工交往为尺度的五大经济形态论和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大社会形态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分析社会发展的视角或者说标准不同，三形态论是从人的视角即“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2](p.229)的视角，五形态论从社会的视角即“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2](p.229)的视角；三形态论以人的自由发展度为标准，五形态论则是用生产关系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一是客体角度，即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入手，考察物质生产同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关系体系即社会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的不同发展状态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3](p.65)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是以生产力作为根本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力的标准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其他几种划分的一致性的根本尺度。

二、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

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艰难探索。人类的童年，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正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生产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4](p.170)可见，国家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又是社会职能分化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独立化的结果。“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同样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4](p.700-701)因此，国家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政治组织，这是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如果说阶级统治是国家特有的本质，那么维护公共利益并进行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包括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的共同本质。[5](p.250)因为“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利可能极其微小，几乎若有若无的”，但它确已存在，而且在国家产生以后，“这种公共权利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存在”。[4](p.171)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p.176)，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因此，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政治文明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政治文明的形态，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的起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理论，从社会客体的向度来划分，可以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划分为奴隶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这也是目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若从主体人的发展的向度来划分，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可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积极的政治成果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体现的是社会中人的文明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和交换方式。政治文明更多地是从主体人的角度来反映社会进步程度的，因此，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三形态论比五形态论更能体现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政治文明的内在精神。

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一种形态，它诞生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产生。虽然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和权力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了残酷的剥削、压迫、战争、腐败、不公平等不文明现象，但是与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相比，国家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产物，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因而国家产生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然而，以原始氏族的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国家还是一种处于低级阶段的国家，虽然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仍留下了深深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对社会共同体依赖的痕迹，表现为人的依附关系。君权神授、等级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君主制制度是该阶段最典型的政治制度，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力控制和奴役、剥夺是该阶段主流的政治行为。可见，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的阶段是轻视人、奴役人，使人具有依附性的阶段。绝大多数人在这里没有被视为人，“哪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世袭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触到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随时准备效劳’而不知道别的使命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6](p.409)这就是第一阶段政治文明状况的生动写照。绝大部分人没有人的独立性或者根本就不被当作人，完全成了主人的附属物。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种形态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上描述的只是总体特征，事实上政治文明的第一形态其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历时态来看，经历了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到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飞跃，虽然同属一种形态，但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共时态来看，同一形态的同一时段，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差异，政治文明的形式也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与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鲜明特色，堪称奴隶制政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的专制集权制与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又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则以其独特的体系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开山鼻祖。

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二种形态。经过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漫长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自然分工为社会分工所代替，自然经济逐步发展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使生产的每一个要素从属于交换，“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7](p.576)。商品经济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的需要、意志、价值取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p.104)。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是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必然要求。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所取代。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为典型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高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以“人民主权论”、“三权分立学说”和“代议制理论”为其基本的政治理念体系，建立了以政党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度、现代法制制度、权力制衡监督制度等等为主题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框架。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过渡到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从政治上消灭了封建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废除了人的依赖关系，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力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平等独立的主体，获得了主体人权的独立性。市场经济社会普遍的物质交换和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1](p.392)，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人的独立性是有前提的，社会多方面的需求是以个人的片面的需求为前提，全面的社会关系以个人片面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人全面而深刻地遭受资本的奴役，遭受社会关系“物役性”的种种压迫。这种独立性只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在资本的统治下，“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8](p.291)。人的选择能力还有待于提高，选择的空间还有待于拓展。在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平等也是形式上的，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文化发展”[9](p.305)。因此，公民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完全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经济上实质的不平等，虚幻地表现了平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每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p.100)。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确实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只是用物的依赖关系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和专政，在本质上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真正获得了人的独立性，逐步形成“自由人的联体”，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到那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9](p.633-634)这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

三、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p.284)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p.314)这个转变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而且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形态上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历史继承性，在本质上具有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新的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政治文明过渡的历史形态，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扬弃和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的迈进。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研究和描述是基于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固步自封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它在提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时，从不排斥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种多样性与特殊性又必然是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同一性。马克思在批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时说：“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p.342)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的社会结构特点和所处“世界历史”的特殊环境等多种因素，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8](p.776)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奇特，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出现，而是在东方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而且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多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我们不妨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马克思最初描述的理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和东方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之前，这些国家是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社会发展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在19世纪“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的惟一国家”[9](p.765)。“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残存着这么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地恶化的，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11](p.550)。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仍然很落后，正如列宁所说：“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8](p.627)。中国的起点比俄国还要低，从秦汉至清末，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始终停滞在手工工厂的基础上”，“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在全国经济生活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12](p.209)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十多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理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文明，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即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渡的政治文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而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属于上层建筑，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其发展状况是由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人的发展是以物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在指导思想和政治制度文明等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但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的先进性并不等于成熟性，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新生事物，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先进性的成熟和实现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过程。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从形式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但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比资本主义低得多，从物质基础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因此，从政治文明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两个维度来衡量，从政治文明的现实基础和发展过程来把握，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阶段。必须指出的是，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同属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阶段，而且它比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落后，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其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为落后国家摆脱人的依赖关系的“依附性”、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物役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基础的提高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政治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p.693)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先进性不仅体现为其美好发展趋势的可能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它与现实经济、社会基础的适应性和良性互动之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不是靠自身所能完成的，它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这个社会发展的逻辑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用新型的政治形式去有效推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使这种政治形式获得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在与经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中获得巩固、发展和完善。”[13]社会主义国家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后，通过推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通过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适应迅速提高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从而大力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适应和促进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地发展，为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过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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