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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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半年，多次在会上批评、陈云，说他们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方向错误。于是拔白旗，插红旗，在全国兴起。突出一个快字，说高速度是灵魂，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环节。原来的指标不能用了，都得改。例如粮食，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先定的是年产五千亿斤，一下子改成了七千亿斤。

在高指标的强劲压力下，全国一些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粮食高产“卫星”。6月，一位著名科学家推波助澜，断言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离碰顶还远得很，稻麦的亩产量不会只是现在的二千多斤或三千斤，而是二千斤的二十多倍。[1]虚报浮夸愈演愈烈，粮食高产“卫星”越放越高，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夏收粮食产量达到1010亿斤。同月，农业部汇总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超过一万亿斤。

说：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8年夏天，的形势使无比兴奋。他在接待来访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以非常欢畅的心情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我对中国解放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请赫鲁晓夫吃饭时，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2]

为了亲自看一看的大好形势，决定到各地巡视。8月4日，的专列从北京站开出。他要视察的第一站河北省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要到徐水来，徐水县委早在一周前就知道了。徐水县委为此做了充分准备。

专列在徐水火车站刚刚停下，33岁的县委书记张国忠立即应召来见。在专列里，详细询问并听取张国忠关于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情况的汇报后，提出要去看看农业社。

8月4日下午4时，走下专列，换乘汽车沿着瀑河缓缓东行。张国忠与领袖同车，一路上他不断向汇报徐水县的雄伟建设目标。4时30分，汽车到达大寺各庄农业社，在会议室坐定后，问了麦收和秋季预产的情况，问了农业社的，又问全县的。张国忠说：全县夏收九千多万斤粮食，秋粮要收十一亿斤，全年粮食总产计划拿到十二亿斤。听了不觉瞪大了眼睛，伸出厚大的巴掌像算帐似地说：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回答说，我们用粮食去换机器。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这时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说：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呀！笑呵呵地环顾围在身边的人。大家一时给领袖问住了，也跟着笑起来。县委书记张国忠只好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3，4]

结束了对大寺各庄农业社的视察后，乘汽车返徐水车站。他提出的应该考虑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通过8月10日新华社发自天津的电讯和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家康濯的文章《到徐水》，传向祖国四面八方。

谁会料到这样严肃的问题是根据如此严重虚报浮夸的数据提出来的呢！

中国科学院接受任务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领袖的指示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之前，已经由当时主管我国科学技术的一位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中国科学院党组。

8月6日晚，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的指示。会议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5]8月7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的指示。会议召集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6]

8月中旬，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长们都去那里开会。胡乔木通知谭震林、廖鲁言、张劲夫、杜润生等有关同志开会，研究提出的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据杜润生回忆：我本来打算趁这个机会，把科学家们的怀疑在会上反映一下。但是，一看北戴河一派的气氛，就感到很难在会上开口。我先向廖鲁言（我和他一同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过，此时他任农业部部长）建议，先研究亩产粮食万斤有无可能？他认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显得无能为力。看得出我提出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科学院在不讲科学的年代，只好靠边站。会议议论一亩打一万斤粮食，怎么也想不出利用的办法。[7]

出于无奈，中国科学院党组只好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北京的化学研究所以及在上海的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与植物生理研究所。

有些老科学家对粮食综合利用研究的意义和应用前景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在科学上是早已解决了的。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要把淀粉、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量化合物分解成相对小分子量的化合物来利用，是不合算的。世界粮食生产大国都不走用粮食转化为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路子。何况，他们对于我国是否真的粮食生产多得吃不完了，持怀疑态度，对全国各地竞放亩产粮食几万斤的“卫星”更难以置信。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老科学家的不同看法，是不可能充分发表和得到领导人考虑的。因为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下达的任务，而且这任务在当时是被视为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意义的——世界各国都着眼于从煤、石油、天然气等非食物性原料出发，解决基本有机化学工业原料问题，只有我国独辟蹊径以食物性原料取代非食物性原料。[8]

六个研究所接受任务后，停止了一部分研究课题，抽调了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围绕扩大粮食用途和利用粮食解决有机化学工业原料来源两方面的问题进行工作：

有的研究组研究粮食在转化为酒精后，以酒精制取乙烯。乙烯既是制备一系列合成产物的重要原料，又可提高酒精作为燃料的效率。有人认为如果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化学工业，我国基本有机合成工业将在两三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他的这本帐是这样算的：美国生产的乙烯，百分之九十九是以天然气和石油加工产生的废气为原料的。1954年美国生产乙烯106万吨，折合21亿斤。如果我们用一千亿斤薯类或400亿斤玉米、小麦、大米发酵，可制得酒精100亿斤，再用这100亿斤酒精就能制成50亿斤乙烯，几乎为美国乙烯产量的两倍半。他认为在两三年内赶超美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用酒精制取乙烯的技术不复杂，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可建厂生产。然而，对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却置之不顾了：美国是产粮大国，人均占有的粮食远远超过我国，他们所以不用食物性原料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原因是得不偿失。有的研究组在粮食转化为酒精后，另辟途径，用酒精制取丁二烯，或再由丁二烯制乙苯。丁二烯和乙苯都是制造合成橡胶和其他高分子化合物的主要原料。他们准备在当年国庆节前，研究出从粮食到合成橡胶的一整套生产的土办法，并在当年年底建成示范工厂，为专区、县建立橡胶工厂提供设计数据。他们的设想是使我国农村在实现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之后，再来一个橡胶化的技术革命。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丁二烯合成聚丁二烯橡胶、丁苯橡胶、聚苯乙烯塑料以及一系列含苯环的化合物。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大米中分离出淀粉，再以大米淀粉制造林产工业上应用的、抗水性和抗拉性能强的胶合三夹板和木屑板的胶合剂；制造纺织工业上应用的、起泡力和乳化扩散力好的洗涤剂；制造造纸工业上应用的，使纸张拉力和抗水性能增强的涂料。此外，还试制淀粉塑料。为此，他们与当地蔬菜果品工业公司合作，进行制备大米淀粉的中间试验工厂。

有的研究组研究从粮食分离蛋白质，再用蛋白质来生产塑料和人造羊毛。他们在很短时间里研制出一种有棕色光泽的人造羊毛。

有的研究组则研究用发酵方法，从甘薯生产食用油和甘油，每百斤甘薯可得油八斤。他们同肥皂厂合作进行中间试验，期望找到适合农村用的发酵制油土办法。[9]

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成果”，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不实用的，不切合实际的。那么多人花了近一年时间，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白费。

“神话”破灭，科研目标大转向

1958年8月27日，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六个研究所开始研究粮食综合利用之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人民日报》提出这个雄伟口号的二十多天前，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就已经向报告了亩产一百万斤山药的计划。从领袖到老百姓相信神话，又惟恐不信。全国几亿农民被迫投入了竞放粮食“卫星”的神话大战。

人们无视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中国人民不久之后就从粮食多了吃不完的美妙幻想中，一下子跌进了粮食紧缺、瓜菜代、浮肿病、饿死人的残酷现实里。1959年我国粮食实际产量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在1960年1月中央在批准粮食部的报告上还说：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好。这时全国各地农村不少老百姓因缺粮少吃而浮肿、饿死人的事发生了，年轻的共和国步履维艰。

于是，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只得草率收场，而研究粮食少了不够吃怎么办的紧急政治任务，又提到了中国科学院面前。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二十多个生物学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研究怎么吃粮食以外那些本来不吃的、没法吃的东西，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各种代食品。直到农业生产秩序恢复正常、粮食供应情况有所好转，这些工作才停止。

领导者急躁冒进，把不可能实现的指标压下去，迫使基层弄虚作假把无中生有的数据报上来；而基层的虚报浮夸，又反过来影响了领导者对形势的估价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形成了恶性循环。直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才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7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纠正反对反冒进，纠正“左”的错误的艰辛路程。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2．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和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69页。

3．新华社（1958年8月）10日电：视察河北农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还应该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的问题，《文汇报》1958年8月11日。

4．康濯：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5．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记录（1958年8月6日下午七时），院档1958-1-18。

6．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记录（1958年8月7日下午），院档1958-1-21。

7．刘振坤：春风秋雨二十年——杜润生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11－22页。

8．中国科学院档案《科学简讯》1958—0011，应用化学所、石油所、化学所和中科院上海分院何惧的报告。

9．粮食利用的研究在科学院，《科学简讯》1958年新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