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向民主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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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意识形态堡垒。它对于我们思考当今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意义和批判警世价值。在现代政治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认真剔除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吸收其精华，科学地对待外来政治文化遗产，对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价值、合理的成分应大胆地借鉴和利用，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内容应予以深刻的检讨和批判，努力培育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需要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
关键词：专制；民主；政治文化
Abstract:
IntraditionalChinesepoliticalculture,dictatorshipisaninsurmountablefortressofideology.Itisofreferentialandwarningvaluesfortheconsiderationoftoday’sconstructionofpoliticalcivilization.Inmodernpracticeofpoliticalreform,ascientificspiritandadown-to-earthattitudearerequiredsothattheessenceof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canbeinherited,thefeudaldrossinitbeeliminated,andthereasonableandvaluablepartsoftheforeignpoliticalculturebeproperlyexploitedtobenefitChina’ssocialistpoliticaldevelopment.Itisessentialtoreexamineandcriticizethefeudalistand
authoritariancontentsandtofostertheadvanced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soastomeetthedemandsofmoderndemocraticpolitics.
Keywords:dictatorship;democracy;politicalculture
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指出其突出特点便是专制主义的长期主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意识形态堡垒，它对于我们思考当今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取之不尽的参考借鉴意义和批判警世价值，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深邃。
一、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形成分析
（一）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概念辨析
专制指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专制统治是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是对一种政治形态的概括。专制权力是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被垄断了的政治权力，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其它社会成员只是权力的被动承受者。
正如洛克所说：“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作出这种差别。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既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自不能去给予另一个人以这样的权力来支配他的生命。它只是侵略者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时放弃自己生命权的结果”〔1〕(P106)。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民主看成是与专制相对立的范畴，这在理论上是有误的。其实，民主是一个同独裁相对立的范畴。独裁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进行决定的机制，毫无疑问，这种机制是反动和落后的。与之恰恰相反，民主是由多数人进行决定的机制，它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因此，这种机制是进步和文明的。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自由。自由是一个与专制相对立的范畴。在专制制度下，人们的自由受到阻碍，所以，争取自由就必须反对专制。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只有充分享有言论、结社和出版等自由权利，才能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没有自由，民主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自由并不简单等同于民主。民主又是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平等是一个与特权相对立的范畴，如果社会不能实现人人平等，总是有一些特权人物高踞于公民和社会之上，人们无法平等地协商问题，民主就无从谈起。所以，平等也是民主的一个前提。〔2〕(P214～215)
按照以上关于自由、平等、专制、特权和民主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专制势必导致自由匮乏，特权横行，平等则无从谈起；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个支点，特权和专制是民主的宿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中，民主政治这一世界性的政治文明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因为专制与民主背离得太远。
（二）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形成的经济地理环境
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小农阶级的特点时曾将发达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农经济比作“马铃薯”，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P677～678)。我国是长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正是产生重民思想的经济基础，而与此相适应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其政治基础。
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结构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马克思在1853年写就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就分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及其特色。他认为，在中国皇帝的威权至高无上，家长制的权力支配着所有的一切，皇帝被尊为全国君父，官吏被视为所辖地区的父权代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专制政治那种亘古千年之久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4〕(P2～3)才被打破。为进一步阐明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P64)。由此可见，中国高度集权专制统治的政治传统，除了君主专制的主观需要外，还有一些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治水的社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国度的人民必须要被组织起来共同去对付自然环境带来的局限性，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需要组织的集体型社会。而任何一个集体型组织的命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的才干和品行，这样人们把权利托付给组织的领导者，领导者保证人民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往往容易造成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被压缩，领导者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如果没有外在的法律的约束和强有力的监督，统治者往往就会进一步采取愚民的策略来驯化民众，这样渐渐使大家忘却了组织最初是如何得以产生的，人们只是一味地盲从和无条件地服从，久而久之，整个组织就滑向了一种专制统治的命运。
追根溯源，中国专制政治统治的传统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3〕(P693)。因此，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三）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国民心态
千百年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拥有权力的人恋旧权力；没有权力的人崇拜权力。社会中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和垄断。〔5〕(P28)在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里，上至帝王权贵，下至黎民百姓，所有人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就是“权力的夺取和运用”。在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熏染出来的政治人往往也具有特殊的个性特征。历史上皇帝的个性心理往往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气魄宏大、惟我独尊、事必躬亲、猜忌多疑、神秘莫测，等等。同时作为臣子的社会上流人士也不得不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的政治规则。正如卢梭所说的：“专制政治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6〕(P145)。
中国古代是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分散的小农匍匐在权威的面前，对王权顶礼膜拜，对权力产生的畏惧感、渺小感常常使他们表现得低三下四、诚惶诚恐、举措失态，往往让人啼笑皆非，心生悲凉。中国人这种畏惧权力的心理之所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是与专制统治者庞大的暴力机器的经常性威慑有关，同时也与专制统治所特有的礼仪规则有关。
中国古代，宫廷政治就是政治的核心所在，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自君王出”，“庶民不议”，政治是皇帝和官府的特权。小农长年耕作于小块土地上，超强度的劳动和生存的负担使他们根本无暇也没有机会顾及政治，于是便逐渐沦为社会中的“无政治阶层”，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不关心政治的“类存在”。在中国专制社会中生存的老百姓在政治上有一种天生的“无力感”和自卑心理，这是由于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一手造就的。古代的老百姓必须常年劳碌耕种在土地上，如遇天灾人祸，经济生活便无法保障，加上整个社会的文化专制氛围使他们根本不能奢求什么自由的文化环境。这样经济生活没有保障，没有自由的文化环境，没有闲暇时间，这三个条件使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培养起主动参与政治的意识。所以，民主政治也不过是少数“文化人”脑海里的“理想王国”而已，对大多数来说，“民主”就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鲁迅先生把旧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人民“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专制统治的条件下，普通百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心理，那就是浓厚的“清官期待”意识，他们没有主人意识和参与意识，只要能有“为民作主”的清官，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就从根本上扼杀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在中国古代，安于现状，恪守传统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即使偶有出现的改革家要想推动改革也必须赢得最高掌权者的信任和支持，争得左右权臣的同情和协助，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否则任何大胆创新的改革也只能胎死腹中，无疾而终。除却这种牢固守成的心理，在专制统治政治文化氛围中生存的个体还存在严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防范心理。这种民族排异的心理也是皇帝惟我独尊个性心理的延伸。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同质同构之中，国家权力兴盛而社会权利微弱，具有浓重的东方文化传统意味，国家权力无阻拦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角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在封建官僚体制内部也有权力制衡机制，但由于处于人治的社会之中，官僚体制往往受君主一己的意志影响。多元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很难立足，更谈不上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制衡与分享。由于权力思维与伦理思维占据强势，而权利思维与法律思维势弱，不利于遵法重法的观念、意识乃至生活方式的培育。这些观念与态度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随着历史的推移，慢慢透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人治”而非“法治”、“伦理”而非“法理”、“臣民”而非“公民”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这种个性特征最终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历史惯性，直接构成了当代政治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无形障碍。庞金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二、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善与恶
（一）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特殊背景下生成和演进，有其糟粕与精华，其精华部分如德主刑辅的以德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自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与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以及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纲常意识、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7〕(P53)。这些思想和观念都包含着十分先进和实用的文化成分，对维系整个国家的运作和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历史价值，直至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回味并加以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
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善的因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历代君臣对政治的价值取向以“仁”居首位。“仁”是儒家伦理学说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爱人”，它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区别善恶的最高标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被尊奉为正统，“仁”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概念。第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为崇尚“公”的观念。“公”代表国家、社稷和统治者认可的社会共同利益与一般准则。由“尚公”精神形成的“国家本位”价值观，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因素。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特别强调“秩序”的价值，这是两千年一以贯之的，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求稳守成的政治心理根深蒂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主要体现在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方面。（二）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恶
在厘清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中善的因素外，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造成的一系列恶果。
首先是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的阻滞。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让民众失去了参与政治和推进政治变革的勇气，这样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难以得到纠正，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企盼明君清官能洞察积弊，拯救政治体系和改善自己的命运处境，这是一种严重的奴性仆从依附思想的心理投射。
中国古代始终都没产生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人民顶多能赐予君臣“圣贤君主”和“太平宰相”之称。从总体上看，如何运用权力控制和治理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古代中国人对权力的认识是单向度的，偏重于权力的统一性和集中性，而忽视权力的可分性；偏重于权力的有效性，而忽视权力的腐蚀性；偏重于权力的强制性，而忽视权力的合法性；偏重于权力的稳定价值，而忽视权力的可变更性。
其次是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专制统治压抑人的个性发展，不能带来人的解放，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因此，任何形式的专制都有碍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专制主义由于过度的权力控制，让民众根本就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和变革的动力，因此，消极怠惰的情绪也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再次是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对国民性改造的约束。当政治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时候，“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就无从避免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一切意识形态，但西方的文化专制主义仅仅持续了四个世纪，而中国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算起，儒学独尊的局面2000多年一直未变。
在专制统治的条件下，善良的人也会被其怪异的政治气氛所感染，为了求得一席之地，人们往往违心地去经营各种让人不齿甚至也让其本人所不齿的关系，人人互相戒备，彼此猜测，相互利用，为的是在其圈子里谋得仅有的生存下去的权利，在专制统治的中心地带——宫廷里这种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人性扭曲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个人一旦踏入宫廷，必须遵循其潜规则，学会用斗争来保全自己，否则会非常狼狈地被剔除出局。人们会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权利”心甘情愿地“让渡”给他相中的或被迫“分配”给的主子，一心一意地做其忠实的仆从（至少在他本人还没有能力和机会“改换门庭”之前）。因此，在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民众的权利意识是扭曲的、压抑的、变形了的，根本就没有民主意识真正觉醒的土壤和环境，国民的依赖服从型的性格特征也就无从改变了。
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决定了其君主意志的极大随意性，如果君主其本身的才能比较强，品德修养比较高，那么其统治就具有相当的开明色彩，在其统治期间，人民能安居乐业，整个国家也就政通人和。但是如果君主本身能力低下，德行不高，那么人民就注定要遭受非常大的灾难，要么被战争带来的痛苦导致颠沛流离，饥民累累的局面，要么被其暴政统治压抑得毫无人性可言。因为在专制统治的国家权大于法，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专制统治容易给人带来一定不稳定的感觉，在神秘的统治气氛下，人人胆战心惊，讳莫如深，因为君主的脾性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盛衰荣辱，子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于是统治的气氛也常常是恐怖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问题的总根子。首先，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等级制的财富按级别和权力进行分配。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这也是官本位思想难以祛除的根本原因。其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的总根源。封建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封建专制集权在权力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再加上缺乏创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治乱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而且这种治乱循环使中国社会在艰难中生长出的一些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也遭到了不断的大破坏和大毁灭。再次，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第四，封建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这里所谓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要形成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是很难的。因为在封建集权下，民众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力的拥有者。若民众有了一种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对超越界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制衡，这对集权统治的稳定性本质是不利的。所以，集权统治者总是要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既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第五，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第一，专制集权体制不利于人们爱国心的培养。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的爱国心才能真正激发出来。第二，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导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一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二是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总之，专制主义文化对整个国家的束缚和国民性的压抑成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制掣因素。
三、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在当代的艰难转型
（一）汹涌而进的民主思潮对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相伴而来。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首先在器物层面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接着，和辛亥革命证明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探求，开始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可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端。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准备都很不充分，辛亥革命党人向北洋军阀势力的妥协，使人民仍然面临“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形势。“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有鉴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薄弱，当时的“五•四”先哲除主张政治的民主外，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名教，并且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后者使民主观念发生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政治文化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封闭状态，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启迪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使中国从多种异质文明中选择了最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真正新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正体现了政治文化变革对政治民主化的极端重要性。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五•四”启蒙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并未对社会大众真正产生深刻影响。邓小平曾指出：“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陈独秀认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影响的存在，民主思想的未能深入人心，是革命失败、帝制复辟的“根本恶因”。他说：“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由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8〕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集权型的社会主义政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未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化。至今，“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启蒙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因此，反封建型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所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政治文化的转型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全面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政治心理深层结构的被撼动与民主观念的确立
民主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理解。广义的民主，泛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实行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问题的社会活动机制。它包括一切社会形态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主。狭义的民主即民主政治，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民主政治是指一定社会中在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决定问题的国家政治制度及活动机制。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民主，主要是指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即民主政治。
中国这个东方国度可否能够自发地进入民主社会呢?我们知道，民主毕竟是一个由西方产生的模型，它自然地与西方的文化和社会相吻合。这里的关键是个性主义与民主的相辅相承。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个性之后才会要求个性的发展,从而自发地建立民主的社会。由于民主是西方政治形式，它显然会危及东方孔孟思想的基础。自“五•四”以来民主在东方的出现就似乎动摇了这个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体系。中国人，也包括大多东方人，并未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西方个性主义的思维，起码在主流意识上并未认同个性主义文化。文化的认同归根到底是思维的认同，中国人无法完全放弃孔孟思维从而也无法完全接受个性主义思维。中国的个性主义思维真正在社会意识中的形成是“五•四”以后才开始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旗帜鲜明地追求个性并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强烈地反映出来。随着个性主义思维的深入，自然会引向对民主社会的要求。但民主模型在东方的应用存在着文化上的困难，这种困难就来自于孔孟思想与个性主义的冲突。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中国不可能完全采纳个性主义的思维，因为孔孟是中国文化的定义和存在的价值，对于西方国家，显然是依赖于个性主义而存在的。
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层，封建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各国具体历史的进程虽然各不相同，但总有一些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存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也只能顺势而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社会在近生了艰难的转型，从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制度层面的借鉴再到观念层面的痛苦嬗变，这一步履维艰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专制基础被彻底撼动与民主追求的最终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切地感到进行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关键，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民主和科学，是荡涤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政治文化的锐利武器。但在古老的中国封建历史漫长，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多年，民主传统极度匮乏，作为现代政治文化要素的民主、平等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有待于广大民众的民主觉醒，因此应大力进行民主主义启蒙宣传，自下而上，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政体，非得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9〕。也激愤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殓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10〕(P175)。可见，作为传统中国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心理结构在一批批中国先进分子的呼吁和实践活动的影响下，已经在逐渐土崩瓦解，尘封多年的被禁锢的思想领域正在逐步苏醒，民主的理念终于在饱经沧桑的古老中国得以确立,并在这片丰厚的文化土壤中不断孕育和生长。
（三）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运动，若从康、梁维新变法算起，到新中国成立，有半个多世纪，但民主政治一直处于“难产”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公民文化匮乏。前者暂不分析。就后者来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传统，公民文化不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一方面，臣民个人本位主义严重，对国家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权力对人性的压抑又使得“民智”和“民力”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公民文化一直没有形成，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中要解决的问题之一。〔5〕(P217)
公民既是一个法律主体，也是一个政治主体，他拥有权利，同时也承担义务，公民文化就是这一角色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从性质上看，第一，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公民在政治上是有能力的，并且确信自己能够对政府事务施加各种影响。第二，公民文化是一种摈弃特权的政治文化。公民彻底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要求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不得违反的法律制度。第三，公民文化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来自于自由，自由与专制格格不入，但对民主却必不可少。
公民文化是逐步成长和缓慢融合起来的一种政治文化环境。没有公民文化，也就难以实现民主政治。在中国，公民文化的形成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能得以培育和逐步养成，因此培育中国公民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进行公民教育。公民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公民教育，因为，统计数据表明，教育可以导致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府。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第253页。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说过：“民主主义和教育之间有着内在的、主要的、有机的关系”。在他看来，“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如果不重视对公民的教育训练，就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11〕(P32)
中国近代的民主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人民没有力量的社会里，不可能建设成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全体成员都有权力并且有能力参与社会事务。所以，从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等近代民主先驱，都主张面向世界，革新教育以“兴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通过这样一个民主训练阶段，培养出普遍的公民角色，建构起牢固的公民文化。
其次，要高度重视政治传播对公民文化培育的重要性。公民文化是与开放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只有政治结构开放，才能给老百姓以学、参与政治的机会和渠道。卡尔•科恩说过：“民主的兴旺发达倚仗其公开性——公众关心公共事务——即对一般群众公开。因此，我们想到民主时，总是把它视为基本上具有公开的性质的，arepublica，一种共和政体。秘密是民主的敌人……如果以所谓‘内部安全’为理由，使广大公众不得与闻重大社会事务的原委、代价与可能的后果，则民主将受到威胁”。封闭只会损害公众参与方面的智慧。“当公共机构的报告难以取得时，当政府机构的会议不准公众列席时，当一切行政决定都是在秘密会议上作出，公众不得与闻，而且当这样做并不公开说明理由时，结果就必然损害公民的参与”〔12〕(P163～164)。列宁也曾把“完全的公开性”作为“广泛民主原则”的必要条件，并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13〕(P347)。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政治传播在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另一重要依托方式。每个个体在成为政治人之前都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在成人和走出学校后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社会，那么作为社会的宣传媒介在进行知识普及方面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必须加强政治传播的研究。
最后，要大力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精神。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政治人，关键还是看其行为表现，即主要通过其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而得以体现。公民文化的养成必须通过内化和外化两个过程才能得以完成，而内化和外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个体不断学习和积极参与的过程。公民要花大力气学习政治文化的内容和各种政治参与的技能技巧，为下一步进行实际的政治实践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公民在进行政治参与过程中一定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明白自己在政治体制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应扮演何种政治角色，唯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民主是一种操作制度，关键是运用，不用担心人民不会使用民主，也许第一次选举出一个不太合民意的人物，只要选举这个民主程序能够坚持下去，人民就可以再选出一个稍好一些的，第三次就会更好一些，人民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成熟地运用民主。〔14〕(P137)因此，积极进行政治实践活动是公民文化形成的最为现实的要求和最终体现。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文化的改造，先进的政治制度只能孕育和运行在先进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在现代政治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认真剔除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性糟粕，吸收其精华，科学地对待外来政治文化遗产，对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价值的、合理的成分应大胆地借鉴和利用，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内容应予以深刻的检讨和批判，以此努力培育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需要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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